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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后梅莱斯时代的和平使者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比・阿哈迈德

阅读量：3726883 2019-10-24

近年来，诺贝尔和平奖引起的争议不少——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美国总统奥巴马，但其任上美国对外战争一日未停；2007年，副总统艾尔?戈尔因倡导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获奖，却被曝出豪宅耗电量超出美国普通家庭的21倍。一周之前（10月12日）颁发给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哈迈德博士的和平奖，颁奖词本身便有些模棱两可。该奖项是为了表彰这位非洲大国的新总理“为了和平和国际合作所付出的努力，特别是他在解决与邻国厄立特里亚的边界冲突上的决定性举措”。不过，诺贝尔颁奖委员会贝瑞特?雷斯-安德森女士话锋一转，在颁奖词的倒数第二段指出：“最近，旧有的族群的争端再次抬头，国际观察者也看到有三百万的埃塞俄比亚人流离失所，另有百万的难民和寻求避难的人们从邻国涌入。阿比?阿哈迈德博士作为总理，已经为提倡和解、团结和社会公正付出努力，但他仍面临诸多挑战……无疑许多人认为本年度的诺贝尔奖颁发过早；但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认为阿比阿哈迈德的努力是值得认可和鼓励的。”

图1.2019年10月11日，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塞俄比亚总理AbiyAhmed Ali的照片于奥
斯陆诺贝尔和平中心展出。摄：StianLysbeerg Solum/AFP via Getty Images，转载自《端传媒》。
按照中国人的说法，“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一个万众瞩目的奖项，颁发的理由不是言之凿凿的成就，而是带有“鼓励”的性质，自然不免引发争论，更何况和平奖背后有不少中国人所认定的西方操纵意识形态问题。但若追溯诺贝尔设立和平奖的初衷，是为了“促进民族国家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军备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而设立，那么这位埃塞俄比亚政治新星倒是名至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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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厄立特里亚问题
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冲突和对峙来源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殖民时代。自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意大利人于1880年代在如今的厄立特里亚建立据点，通过两次埃意战争，于1936年将埃塞俄比亚并入以厄立特里亚为大本营的意属东非殖民地。二战结束后，1952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将厄立特里亚以邦联形式并入埃塞俄比亚帝国。六年之后，海尔?塞拉西一世便宣布撤邦设省，引发由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的抵抗运动，一直持续到1991年埃塞俄比亚北部的提格雷人推翻了德格军政府。因为与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曾经并肩作战，新的埃革阵执政联盟（以提格雷人为核心）允诺厄立特里亚人举行公投决定自己的命运。但在1993年厄立特里亚公投决定独立之后，两国的边界争端不断，于1998-2000年发生了战争。此后两国互相操纵边境地区各种反政府力量，进行实际上的代理人战争，双方死亡7-10万人，一直到新总理阿比?阿哈迈德上台之后宣布放弃埃塞俄比亚一直坚持占有的巴达美（Badme）地区（见图），并亲自到达厄立特里亚的阿斯马拉机场，与厄立特里亚总统握手言欢，这一旷日持久的边界问题才看到曙光。不过，伸出友谊之手的厄立特里亚总统却未能分享这一奖项，其贡献只在颁奖词中被提及。

图2.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边界争议示意图（来源：维基百科条目）
与厄立特里亚总统的握手之举出人意料而具有决定性，为新总理的赢得了巨大的民心。就埃塞俄比亚的国家利益而言，与厄立特里亚的和解的后果之一，便是从亚的斯亚贝巴通往厄立特里亚港口城市阿萨布的公路的重新开通。现在这一公路重新关闭，主要由于关税法律等问题需要两国进一步协商1。实际上，作为东非的政治大国，埃塞俄比亚一直为没有出海口而苦恼——毗邻的厄立特里亚、吉布提和索马里都是沿海国家，但由于欧洲列强殖民而引发的独立运动，使得埃塞俄比亚成为内陆国家而需要向后者支付高昂的港口租借费用。此后，阿比?阿哈迈德也以一连串的和解行动出现在埃塞俄比亚各大媒体的头条——与反政府的Ginbot7组织和解、与奥罗莫解放阵线（OLF）和解、释放政治犯、承认德格政府（1974-1991）期间流亡美国的埃塞俄比亚东方教会主教的地位，甚至以与冲进总理府的士兵一起做俯卧撑，举重若轻地消解了一场潜在的兵变；另一些行动则直接以其个人魅力和名声为基础，为埃塞现任政府带来了财源，例如号召埃塞离散人群（特别是美籍埃塞俄比亚人）为国家作贡献、发起为亚的斯河岸景观带（riverside）项目的筹款晚宴（许多中国企业也被要求参加）、号召全民一起种树以绿化整个国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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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政治的隐忧
这些眼花缭乱的以和解、团结和爱的名义的举动和公开演讲（阿比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28次“爱”），构成了新总理的鲜明政治形象。特别是埃塞俄比亚受过教育的青年一代，更是沉浸在这位政治新星的光环之中而对他赞赏不已。人们固然可以将以上种种举措归根于新总理上任之前调停冲突的丰富经验，或者联想到他的宗教背景——阿比是一位虔诚的五旬节派（pentecost）基督徒而非埃塞俄比亚占主导地位的东方教会科普特派，而五旬节教派以宗教热忱和强大的动员为特色——但要理解他的各种举措在埃塞俄比亚民众心目中的得分或失分，则有必要追溯以往，因为政治问题往往“依于历史、无骤变之理”（章太炎语）；如果对阿比上台之前以提格雷人解放阵线（TPLF）为核心的埃革阵联盟（EDRPFcoalition）的政治遗产以及总理的奥罗莫人身份和族群不了解的话，便无法把握埃塞国内民众对于总理的认同和复杂态度。
对于埃塞俄比亚一般民众和外来投资者（特别是为数众多的中国投资者）而言，近些年的埃塞政局并不算稳定，而奥罗莫人（Oromo）作为一支重要族群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构成了埃塞政局的重要变数。根据埃塞俄比亚2007年人口普查，奥罗莫人占埃塞俄比亚总人口约34%，超过了另一主要民族阿姆哈拉族（28%）和之前执政核心的提格雷人（6%）。1991年，当提格雷人解放阵线作为边疆的反对力量与德格军政府（1974-1991）作战时，并没有预料到后者的迅速冰消瓦解。在1991年的宪法中，提格雷人解放阵线为埃塞俄比亚设计了以民族政治集团为单元的政体，形成了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EPRDF），由提格雷人的提格雷人解放阵线（TPLF）、阿姆哈拉人的阿姆哈拉民主党（ADP）、奥罗莫民主党（ODP）以及南方人民民主运动（SEPDM）为核心，实行民族区域联邦制，即主要族群的居住地域成为联邦的一个州（kilil）。在宪法中，又特别强调保障居住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奥罗莫人对于土地资源、发展的权利。
埃塞俄比亚虽然是非洲的政治大国，但是经济上却靠后，远不如相邻的肯尼亚等国的发展水平。埃革阵执政之后，其显著特点为以集权的方式发展经济，在总理梅莱斯任期内，在“民主发展型国家”框架下，推行了一系工业化政策。2但在总理梅莱斯去世之后，政治上的集中导致了提格雷人之外的族群政治集团对于提格雷人解放阵线的不满。2016年，在亚的斯亚贝巴附近的比绍夫图，也是奥罗莫人聚居的地区，在一年一度祈祷神祇带来丰产的仪式上，出现了反对提人阵的口号，随后出现警察与民众的冲突和集会群众的互相踩踏，死亡人数保守估计超过50人，直接导致埃塞俄比亚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实际上，之前亚的斯亚贝巴城市发展的规划（Masterplan）即牵涉到园区占地和补偿问题，奥罗莫人首当其冲；而作为反对提格雷人的政治力量，奥罗莫人又扮演了冲锋陷阵的角色，与阿姆哈拉人的反对力量彼此呼应。这样看来，2016年导致埃塞俄比亚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的事件，不过是一些得到现行政体正式承认的族群集团经济上被边缘化后的政治反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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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论与国家未来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因其为非洲联盟总部所在，被称为“非洲的首都”；她也像是一本打开的历史教科书——孟尼利克二世广场、海尔塞拉西皇帝设立的医院、意大利人规划的社区、亚的斯亚贝巴大学门口的马克思雕像——无不生动地展现一部埃塞俄比亚尤其是阿姆哈拉人的近代史。不过，我在首都逗留期间，奥罗莫人的族群意识和行事方式出乎意料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亚的斯亚贝巴（AddisAbaba）在阿姆哈拉语中是“新鲜的花朵”之意，也有皇帝孟尼利克二世为在温泉洗浴而建造的行宫；而奥罗莫人偏偏以奥罗莫语“芬芬”（finfinne）——意思是温泉——称呼这座城市，以指涉该族群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居住历史。在参加一位阿姆哈拉老妇人的75岁寿宴时，入席宾客热情地教我各种礼节性语言，例如“先生”是“Ato”、谢谢是“ameseginalehu”，她的女婿——一位法官却马上接上话茬，说他们教的不对，“先生”应该是“Obbo”、谢谢是“galatoomaa”，搞得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后来才知道，这位可敬的法官是一位奥罗莫人。他还半开玩笑地说，奥罗莫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应该成为一个外国人优先学习的语言。

图3.矗立在奥罗莫文化中心前面的英雄祖先
我在亚的斯亚贝巴（或“芬芬”）也拜访了离十字架广场（meskelsquare）不远的奥罗莫文化中心。从展品看来，奥罗莫人并没有像阿姆哈拉人或提格雷人那样悠久的书面历史，文化中心陈列的器物也大多在50年到250年之间。但一位馆员却告诉我，奥罗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500年前，因为他们奉行一套名为“gadaa”的制度。根据这套制度，奥罗莫人一般分为5个单元，每个单元的首领轮流做联盟的首领，8年一轮，一期40年，通过计算有多少期，便可以推算出奥罗莫的文明起点。这种“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轮替方式甚至也出现在奥罗莫的政党政治中。馆员告诉我，这样的方式“比美国的民主制度更民主，”因为不会出现老布什的儿子继续当总统的局面。此外，他还告诉我，把奥罗莫人称为“盖拉”（Galla）的叙事方式，即奥罗莫人是从阿拉伯半岛渡红海来到埃塞俄比亚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3——这是阿姆哈拉人在书写历史时对于奥罗莫人本土身份的否定——这也是奥罗莫人海外反政府组织奥罗莫解放阵线OromoLiberationFront的说法4,5。毫无疑问，这些对于族群主体意识和族源的强调，是和前述的土地、资源分配和以族群为基础的政治动员是密不可分的，至少与后者取得了一种共振的效果。在亚的斯亚贝巴大学的校园的排球场边，有三位年轻的奥罗莫学生与我闲聊，看我对奥罗莫历史感兴趣，便一直追到亚大留学生的宿舍门外，告诉我埃塞俄比亚的历史便是一部对奥罗莫人的“内部殖民”历史，并向我强调宪法上规定奥罗莫人的权益没有得到保障，讲到天黑还没有离开的意思。的确，联邦宪法第49条第4款规定，“奥罗米亚州的特殊利益，包括向其提供公共服务、或因为亚的斯亚贝巴市位于奥罗米亚州之内的区位导致的资源利用或行政事务，应该给予保护。”6如果这些学生的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现在的政治危机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宪法危机。
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之后，在面临巨大族群政治压力之下——强化族群边界的政治也是埃革阵的历史性政策产物——执政的埃革阵选择支持奥罗莫人阿比担任新的总理，至少在效果上缓和了直接反对执政集团埃革阵的压力。在此之后，埃塞俄比亚人陷入到新总理是否受到旧的政治力量左右的辩论之中。答案似乎是否定居多或逐渐占上风，至少新总理开始收回提格雷人控制的重量级国有企业METEC（金属和工程集团）的土地。而阿比与厄立特里亚的和解举措，更是与在领土问题上毫不让步的已故总理梅莱斯的立场南辕北辙的。进一步地看，从埃塞俄比亚政党史上看，阿比的政治举措与2005年败选的“团结与民主联盟”的诸多政治纲领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7外界的观察家则陷入了阿比是否走民粹路线、擅长演和解大戏的辩论之中。8但若将对民粹主义之担忧，视为对总理代表埃塞俄比亚人还是奥罗莫人的问题的退一步的隐晦表达，并考虑到下文所提到的阿姆哈拉人认为自己代表埃塞俄比亚、奥罗莫人在行动上不顾及埃塞俄比亚的整体利益的颇具差异的视角，这种担忧实际上还是指向微妙复杂的族群统合问题。

图4.非洲各国年龄中位数（2015年），埃塞俄比亚为17.7岁。这也意味着青年是极其重要的政治力量（图片来源于CIAWorld Factbook）。
在我接触的阿姆哈拉年轻人中，对阿比及其政策后果形成了判然两立的局面。反对的声音仍然集中在族群政策的实施后果上。许多奥罗莫人得到提拔，而这些奥罗莫人在具有丰富历史感的阿姆哈拉人看来，不过是一些性情急躁、性格粗鄙甚至只懂得为自己族群谋利益、不懂为埃塞俄比亚谋福利的官员。在政治行动上，奥罗莫人也只会把经过他们居住地区的车辆推翻烧毁，但却没有建设性的政治举措。事实上，在我做研究的从亚的斯亚贝巴经过奥罗米亚州、阿法尔州通向吉布提的公路上（那是作为内陆国家的埃塞俄比亚通往出海口的经济动脉），常常有号称奥罗莫工人党的奥罗莫人拦车要过路费、要不就把一些拉木炭的货车上的木炭强行拉走，卖给亚的斯亚贝巴的经销商，从中赚取差价。而在学校教育上产生语言上的区隔进一步加强了族群之间的边界。根据一位长期在奥罗莫地区生活的阿姆哈拉人的说法，十年前她上学的时候，一年级到八年级就开始分班，阿姆哈拉人学习阿姆哈拉语、奥罗莫人学习奥罗莫语，九年级之后统一学习英语，两拨学生平时也不怎么交往。她告诉我，奥罗莫人在文化上实在落后，不讲究卫生，只会喝牛奶，也不会做饭（这些都是农牧混合经济的特征），所以奥罗莫人的男人都喜欢娶阿姆哈拉的女人。如果娶了阿姆哈拉的女人——她的姐夫正是一位奥罗莫人——孩子在选择族群身份时，往往选择奥罗莫人，因为在政府中任职的多为奥罗莫人、得到福利的也往往是他们自己。不过，这位女士也告诉我，如此评论奥罗莫人让她觉得有些些许内疚——如果考虑到阿姆哈拉人有代表埃塞俄比亚的深层心理，并且她为时下年轻人所喜欢辩论的“统合v.s.多样性”（unityv.s. diversity）所吸引的话，那么这种因为看不起落后族群但又觉得不应如此看待他们的心理便容易理解了。

图5.埃塞俄比亚联邦区划示意图，其中奥罗米
亚州（Oromia，黄色部分）环绕着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另一位阿姆哈拉人告诉我，阿比上台之后重用奥罗莫人，已经得到了“白蚁”的外号；特别是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土地权属问题上，人们怀疑最近全国颁发的身份证上取消族群身份，其用意是暗中转移原来属于阿姆哈拉人的土地到奥罗莫人名下；而四周被奥罗米亚州环绕的亚的斯亚贝巴市，正在变成一种叫Genfo的食品。Genfo是由大麦或小麦制成的粘团，中间凹陷处放上黄油和红辣椒粉的混合物，有时候加上一些酸奶调和辣味，食用时用手揪下一小块就着蘸料吃。人们认为，阿比会带领奥罗莫人把中间的蘸料吃掉，最终把亚的斯亚贝巴变成奥罗米亚州的一部分。事实上，主张亚的斯亚贝巴本来是奥罗莫人的土地的，是另一位叫贾瓦尔?默罕默德、拥有奥罗米亚媒体网络、年仅33岁的激进主义者，他在脸书和twitter上赢得了不少奥罗米亚人的拥护。而那些多少带有阴谋论色彩的政治比喻虽然不登大雅之堂，但正反映了后梅莱斯时代的埃塞俄比亚政治氛围——族群问题既成就了新任埃塞俄比亚总理，让他以和平使者的立场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又有把他拖进暗流涌动的漩涡的重重风险。

图6. 埃塞俄比亚传统食品Genfo
不过，阿比的另一些新政给不少年轻人带来了希望。一位在上一任总理执政期间总得不到创业机会的阿姆哈拉州的年轻人告诉我，从前若不是执政党的成员，便得不到10%的税收减免政策；而现在总理取消了这一制度性门槛，他也得以创办旅游公司，参与市场竞争，现在已经发展到手下雇佣10名导游、每名导游与一位司机配对接待游客的规模。另一些年轻人告诉我，阿比认为教育是造成埃塞俄比亚落后的根本原因，因此推行了教育制度的变革，特别地将三年职业教育改为四年，以增加年轻人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的确，我在亚的斯碰到不少求职的毕业生，拿着一堆证书而就业无门，而拜托我这张中国面孔为他们在中国公司谋一份差事。我在埃塞俄比亚边疆省份阿法尔州更是感受到了阿比重用年轻干部的脚步。一些老资格的县长或关键部门（教育、农牧业、健康）的主管被撤换，代之以受到过高等教育、甚至在大学里任职的讲师。重视经济自由化、重视教育和提拔新生代的确为总理在年轻人中加分不少。
综合看来，在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曲折过程中，埃塞俄比亚出现了内部的族群分化问题，这对任何政治家都不啻为复杂的挑战，甚至有造成国家解体之虞。事实上，回顾历史，1992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问题与当下的埃塞俄比亚有诸多可比之处，此处仅列举两点。其一，两国都受到苏联的民族联邦制的深刻影响；其二，当时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并不享有同一种国家观念，捷克人推崇‘捷克斯洛伐克人’，而斯洛伐克人更愿意将国家视为族群之间的联合”，9正可以类比于阿姆哈拉人与奥罗莫人的视角差异。不过，埃塞族群政治之复杂，牵涉不止两方，并且议会政治和非议会政治（如反政府武装）同时作用，更加难以判断局势走向。这多少使得埃塞俄比亚在后梅莱斯时代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发展政策某些时刻需要让位于族群政治问题。许多投资者和观察者也持观望态度，寄期望于明年的大选尘埃落定后，再采取进一步的投资行动。无论如何，让我们为埃塞俄比亚这个历久弥新的国度的平稳发展和繁荣祈祷吧。
（本文首发于《端传媒》2019年10月14日，原文链接为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914-opinion-abiy/。转载时有改动，感谢李安山老师和宋文笛、任其然学友的中肯意见）
1 此观点为与阿法尔州萨马拉大学默罕默德?阿哈迈德先生交流所得，与一些中文媒体简单报道的道路关闭不一致。
2 参考周瑾艳，“作为非洲大陆的民主发展型国家——埃塞俄比亚的启示”。《文化纵横》2019年第3期。
3 参考Herbert S. Lewis. “The Origins of the Galla and Somali”,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7 (1). 1966: 27-46. 该文指出Galla世居于肯尼亚北部和埃塞俄比亚南部地区、而非来自于阿拉伯地区，自1530年代开始迁徙。
4 奥罗莫解放阵线于1991年参加了埃塞俄比亚过渡宪法的通过，并在过渡政府中担任4位部长。但在1992年6月的地区选举中，奥罗莫解放阵线与埃革阵决裂。参考肖玉华《当代埃塞俄比亚政治进程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170页。
5 参考http://www.gadaa.com/OromoLiberationFront.html，奥罗莫解放阵线对自身的介绍。访问时间：2019年10月18日。
6 参考《埃塞俄比亚宪法》。链接：https://www.africa.upenn.edu/Hornet/Ethiopian_Constitution.html。访问时间：2019年10月20日。
7 团结与民主联盟（Coalition for Unity and Democracy）自称在2005年埃塞俄比亚大选中赢得了49%的选票，远远多于埃革阵的34%的得票率，但随后却被镇压、领导人也被捕。其2006年发布的对政党自身的概括包括：当代埃塞俄比亚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民族和解；领导层中年轻人和妇女占多数；主张通过合法的外交途径和斗争为埃塞俄比亚争取出海口；将德格集团通知时期和埃革阵上台后没收的财产归还给原来的业主等等。参考肖玉华《当代埃塞俄比亚政治进程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172-3页。
8 认为阿比并非民粹主义者的观点参考Tom Gardner，“Abiy Ahmed Is Not a Populist”. 载于《外交政策》2018年12月。链接：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12/05/abiy-ahmed-is-not-a-populist-ethiopia-eprdf-tplf-modi-erdogan-populism/ 访问时间：2019年10月18日。
9 参考郑非，“‘天鹅绒分离’二十年——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分裂的经验与教训“。《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作者对苏式民族联邦制、议会政治、捷克与斯洛伐克的经济关系之间的复杂作用的讨论路径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