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在个人平台上发布了一篇《浙大四校合并的“临门一脚”》后，想不到原来“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晨鸟之歌》，骤然间变得人头涌动，“千古罪人”“糟老头子”的骂声不绝于耳，令人不禁想起“五四运动”时，爱国学生队伍高呼“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章宗祥，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的悲壮情景。
其实“千古罪人”的“桂冠”戴在我头上，未免对我太高抬了，而“糟”老头子也并没有你想象得那么痴呆。在浙大从“院系调整”而拆得一堆鸡毛，到四校合并而成为国管名校，区区一介校友，急母校所急，出一个点子，也是情理之中。说心里话，当时的我的确赞同四校合并，其中的经历、思想和情感是后来人难以理解的。
我是1959年9月考进浙大，我的第一志愿是矿业系，进校后才知道改名为冶金系，我的专业是金属压力加工，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打铁”。当时的浙大早已不复是绍兴校长竺可桢领导下的名校，从浙大校史可见一斑：
新中国成立，国家决定抽调浙江大学部分师生参与组建中国科学院。随着竺可桢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后，理学院院长贝时璋、学物理系主任王淦昌、教务长王葆仁、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地理学家、地图学家、遥感地学专家陈述彭、实验生物学、肿瘤生物学家姚錱、高分子物理和物理化学家钱人元、微生物生物化学家、遗传学家沈善炯、冶金学家，半导体材料专家邹元燨相继被调离。1950年，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事业奠基人之一胡刚复辞去了浙江大学的教职。浙大四位首批中研院院士（全国共当选81人）竺可桢、贝时璋、苏步青、吴定良全部离开了浙大。一大批硕彦名儒的奉命出走，抽空了半个浙大的血。
屋漏偏逢连夜雨，一个令人猝不及防的“圣”令更让浙大雪上加霜。1952年前后，国家向苏联体制一边倒而进行院系调整，决定把浙江大学理学院化学系、数学系、生物系、物理系，以及文学院外语系、人类学系等部分系科并入复旦大学，苏步青、陈建功、吴定良、卢鹤绂、吴征铠、谷超豪等卓越人才无奈地踏上了奔赴上海的火车，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复旦大学都是由浙江大学给堆砌起来的”。理学院地理系并入华东师大和南京大学地理系。理学院药学系并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院与浙江省立医学院合并名为浙江医学院。文学院、师范学院、和理学院等部分教师和之江大学合并为浙江师范学院。农学院独立成为浙江农学院。农学院农化系与其他院校合并组成南工食品工业系，后迁无锡现改名为无锡轻工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与其他院校合并组成东北林学院。农学院畜牧兽医学系等与其他院校合并组成南京农学院。法学院停办，法学院院长李浩培、法律系主任赵之远、法学院教授兼教务长严仁赓、法学院教授周仁睿均被调离。此外，浙江大学有关学科的不少优秀师生还被分别调至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工学院、山东大学等。
拆分浙大这块肥肉的步伐并未到此为止，教务总长、航空系首任主任范绪箕、航空系在任系主任梁守盘、土木系主任钱令希、机械系主任程孝刚、工学院院长、化工系主任李寿恒又先后奉命离开学校。其时浙江大学只留下了可怜巴巴的电机、机械、化工、土木等四个系科。著名教授中也只剩下电机系主任王国松留守浙大，1957年他又被打成“右派”。
经此一劫，浙大教授或死或伤，郑晓沧、孟宪承、夏承焘、赵九章、蔡邦华、苏步青、谈家桢、谷超豪、施雅风、钱人元等等，都有一番不堪回首的遭遇。当浙江大学农学院农土化系调至南京工学院时，系主任朱祖祥仍坚信浙大农学院终将恢复土化系，一直坚持在原校教授普通土壤学。直到浙江大学农学院独立成浙江农学院后，朱祖祥终于1955年受命重建浙江农学院农土化系。1980年，朱祖祥成为在杭高校当选的第一位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1996年，他还和苏步青、谈家桢提议将浙大分离出在杭州的几个院校合并。可惜尚未如愿，朱祖祥便辞世了。
在1952年到1968年这十六年间，浙大至多也只是在地方性院校中差可比拟。这种尴尬的处境，使得1956年高教部杨秀峰部长到浙大做中国高等教育的报告时，也不得不承认，1952年的院系调整，把综合性的浙江大学拆散了，变成单纯的工科大学，对浙大对浙江来说，都是很大的损失。他说，浙大是国内不多的知名学府，有很好的求是校风，好校风的形成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如果当时不拆散而是完整地保留下来，也许意义更大。
在我进浙大时，这所被拆得七零八落的东方剑桥，科研地位和学校声誉一落千丈，而且只限于在本省招生。但当时我是被班主任谈话要求才报考浙大的，本来填的志愿是复旦大学。在我进浙大的前一年，1958年4月，一位山东大汉风尘仆仆地从北京南下，奉命来到杭州就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他就是时任建筑工程部副部长的周荣鑫。他到浙大后，在一次对学生干部的讲话中，就自己所见所闻的感想，把浙大的状态归纳为“脏、乱、差”三个字。这位不是挂名的真校长，以满腔的革命热情、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从事浙江大学的领导工作，倡导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方针，立志把浙江大学建设成万人规模的科技研发中心。在浙江大学工作的近四年时间中，他坚持自己的教育理想，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求索，使浙大的面貌有很大回升。
1962年3月，周荣鑫奉命返京，历任教育部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秘书长、中科院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1975年，由周总理亲自委任，经毛主席批准，周荣鑫就任教育部长。任教育部长的周荣鑫，对浙大作了罄尽全力的栽培和提携，他是浙大崛起的第一号功臣。首先70年代后期，官方宣布浙大为中科院院校，使沉默了多年的浙大顿时身价百倍，一下子提到了与著名的中科大几乎平起平坐的位置。然后教育部又把许多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向浙大倾斜，所需各种大型仪器，一律由国家出钱购置，项目完成后，这些仪器一律划归己有。几年后凭借这些大型项目，由国家给浙大建设了一个又一个重点实验室。依赖尚存的实力，浙大总算勉强进了985工程。
浙大的辛酸史并未到此为止，我进校一年后，一位省领导将在解放初已被“四马分肥”而仅剩理工学科的浙大，再继续肢解出三个系，与浙江机专、浙江电专等几所大专学校合并，新建一所杭州工学院（简称“杭工”）。而被不幸选中的三个系中，除土木系、地质系外，还有我所在的冶金系。1960年秋学校开学时，我们就被无条件地遣送到杭工，开始了迥异于浙大的生活。当我们跨进杭工的时候，眼前的状态是：师资力量缺乏，教学设施不足，学校建筑简陋，校园环境脏乱差。这种偷梁换柱以杭工“调包”浙大的“一锤子定音”，对于我们这些名正言顺的浙大学子来说，实在是忍无可忍，却又只能忍气吞声。而就在我们进校的这一年，国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三年困难时期。杭工领导在这方面应对的智商并不亚于浙大：一是号召“低标准，瓜菜代”，在物质条件严重匮乏的情况下，鼓励大家并在食堂实施以大米粥和番薯代米饭。二是组织我们去山乡荒地垦荒种白薯，这对于饿着肚子的莘莘学子来说决非易事，不过总是一种改善生活的期待和尝试吧。校方的又一招是为“照顾”我们的健康，规定晚上八点钟前必须就寝，教室和宿舍也在这一时刻断电熄灯。
此景此情，至今历历在目；其时其地，还能有多少书生安下心来朗朗读书呢？到了第二年（1961年），校方又积极贯彻来自上面的极“左”政策，把一批出身不好的学生逐出校园，下放到各自的家乡，结怨不积德，使其中一些人留下终生怨恨。再有一个令我们不敢想象的秘密计划——省领导决定将我们冶金系搬迁到浙江建德，与当地的冶金专科学院合并，新建一所“浙江冶金学院”。然而这一异想天开的设想因经济困难而被叫停，不久杭工也在艰难竭蹶之中宣告解散，一声令下，我们兴高采烈地于1961年秋重返浙大，我的专业也由“金压”改为“金相热处理”，名声败落的浙大不得不从有利于学生的分配考虑专业设置。“将熊熊一窝”，被视为中下水平的浙大，毕业生也大多分配在生产第一线的工矿企业，少有进入科研院所。尽管对当年浙大滋味的品尝各有所异，但如我一样文革前的毕业生都怀有一种对母校振兴的强烈期盼。
四校合并后的新浙大，显露出学科齐全、强强结合的优势，在教学、科研上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然而诚如批骂我的乡人所言，新浙大将浙江仅有的四所名校“席卷”而去，造成了名省无名校、经济强省变成教育弱省的窘态，并且使浙江和绍兴许多优秀学子失去了不少报考本省名校的名额和机会。有人在博客上怒斥浙大：“号称全国前三的浙大，对浙江人民有多少贡献？浙大有个说法，现在是全国人民的浙大，招生也要同样思维。，请问浙大一点，如果脱离了浙江的经济和实力，你还是现在的浙大吗？浙江大学对不起浙江人民！”这种四校合并后的“悲剧”，需要浙大和教育部的领导们认真倾听和深思，并加以迅速纠正。
另一方面，中国从来都是盲目跟风、趋之若鹜的运动，在浙大四校合并后也立即掀起了全国性的连锁反应。一股“合并”潮把不少毫无关联或没有必要的大学也深陷其中，伴随这股浪潮出现的还有改名热，一夜间几乎全部学院都改名为大学。著名的北京八大学院改为八所大学，我一向羡慕的钢铁学院也莫名其妙地改为北京科技大学。令人费解的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难道还不及一所中国某地的大学吗？
我在《浙大四校合并的“临门一脚”》一文中说：过去“在乡人面前我对四校合并之事三缄其口，以免遭到“声讨”。”然而当我应要求发表此文后，“声讨”的来势之汹甚至超过我的预料。我对其中大部分看法不仅能够接受，而且深有同感，至于说不按常规办事的批评，我只能说：“你懂的！”然而有些人却使出了泼妇卖街的无耻语言，这是无法令人容忍的。鲁迅说：“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以辱骂来表心中之愤岂能令人信服？更何况下四校合并这盘大棋的“罪人”，难道是我一个小老百姓能做敢做的吗？为什么不敢骂政策制定者和领导者呢？至于对我人格的侮蔑，说什么趋炎附势，唯命是听，希望说话者查一查谢某人的经历、人品和对家乡的感情，我不想与你做什么争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