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15日，《蒋经国传》的作者——笔名“江南”的刘宜良，在美国旧金山自宅被杀手杀害，三枪毙命，史称“江南案”）
1984年10月15日，我走进编辑部，即刻获知江南被杀的消息。由旧金山发来的这则新闻，报导了当天早上九点多，江南在大理市自宅被人连开三枪毙命。
江南，本名刘宜良。我来美后曾读过他写的《蒋经国传》，不觉为严谨权威之作。几个月前他来到纽约，他的好友设宴接待，我受邀同席，得缘相识，然无心仪之感。他长我15岁，性情豪爽，说话很多，却无从令人信服，我不自觉会想与他保持距离。
当时有关他的传闻就不少：他是蒋经国政工干校的学生，来美后原想以写《蒋经国传》拿博士学位，后来迫于生计没有如愿，却用了那些未经查证的材料鬻文为生，国府派人劝他修改或打消出版，他要了钱却食言。不只如此，他还打算写《龙云传》、《吴国桢传》，甚至《宋美龄传》，据说都会涉及伤害蒋家形象。另一个对他更不好的说法是指他拿台湾、大陆、美国三方面的钱提供情报，是所谓“三面间谍”。总之，他是一个相当受争议的人。
这些讯息若不知道，那么他的死充其量就是个普通的社会新闻。偏偏只要在美国华人文化圈稍有涉足的人，对他的种切都早有听闻；不过，喜不喜欢他是一回事，再怎么样都不能杀人。人命关天，不是儿戏，这个谋杀案令人嗅得到蹊跷，就更不能等闲视之了。
在当天警方的处理过程中，因作案者逃之夭夭，暂时没有掌握到任何有关凶手的蛛丝马迹，无从做出分析，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讯息。
这个新闻自然使人心生一问：谁要杀他？既是三面谍，三个方面都有可能。但未闻大陆或美方有谁受害于他，明显不喜欢他而且与他有嫌隙的只有台湾，或者说就是蒋家。这个新闻明天一见报，必定众口一词论定：国民党干的政治谋杀！连此刻的《美洲中时》编辑部也几乎人人都抱持这个看法。
这是一个相当不利于台湾方面的特大号政治新闻。
但江南要写的其他传记多半是与上一代蒋家有关的事，对当时的蒋家政权毫无影响。即便《蒋经国传》或跟这一代有关，蒋经国在台已是大权在握，统治基础稳固得很，声望正隆，任凭江南怎么丑化他，也不会伤他半根汗毛，蒋有必要大动干戈派人到美国来杀这么个“无足轻重”的文人吗？如果真的这么做，那是十足不明智。
但看来看去，的确还像是有这个可能，胡涂情报员干胡涂事，古今中外多得是。何况情报员又出身侍从，护主心切，揣摩成性。果真如此，台湾可要倒大楣了。
我才刚刚和同仁们说，此时此刻政治新闻要收缩一下，但不偏不倚地来了这么一个古怪的政治新闻，能说不是造化弄人？
怎么处理？
我一边照常进行当天其他新闻的核发稿，一边在脑海里琢磨着怎么处理这个新闻。余先生如果在场，早就意见一堆了，但是他已离开纽约，因行迹隐密，没告知去向，我无从请示。身边同仁不少，我若找几位一起商量，把责任分出去，再简单不过，不必我伤脑筋，但我没这么做。
我没这么做，是为独自揽功吗？其实，这件事明摆的是“有功无赏，打破要赔”。有何功可揽？推出去都来不及，哪有独揽的道理？
我隐约意识到，这个新闻除非做到完全淡化，否则不论怎么处理都讨不了好；而完全淡化，肯定不会是余先生所指望《美洲中时》的模样。这个时候如果硬要找到他请示，就是要他负责；如果召人共商，就是把重大责任转嫁给同仁。二者都叫“推卸”。况且，哪怕讨论得再多，终究还必须由总编辑思虑清楚之后做出决定。
因此江南被杀案这则新闻不是一个要不要讨论的问题，而是一个总编辑要不要承担责任的问题。换句话说，我必须自己想，该怎么做才不会让余先生即刻遭难，又不会辱没了他办报的盛名，这是我作为他的老部属又是此刻当职的总编辑，要扛起责任的时候了。
想到这里，我逐渐平静下来，回到正常处理新闻的状态。
通常，当重大新闻发生的时候，除了主新闻之外，必会配以反应新闻。反应新闻不外乎访问相关的专家或熟悉当事人的朋友。在江南这个新闻里除办案人以外别无专家，而办案人能说的都已在新闻之中，那就只能问问死者的生前好友有什么看法。我也的确需要透过他的朋友，了解报社编辑部以外的看法，以相互印证。
于是我请纽约的采访主任胡鸿仁采访江南的至交陆铿，并请洛杉矶的总编辑卜大中访问阮大方，阮大方是刊登《蒋经国传》文字的加州论坛报总编辑。为了存真，我请胡、卜不要过滤，原汁原味写，我看过后再决定如何处理。
很快，稿子分别都发来了。一如预期，陆、阮二人不约而同地认定这是国民党派人干的政治谋杀，并同声谴责，措词毫不客气。
照今天的新闻处理方式，或海外当时一般报纸的处理方式，这是多好的新闻素材，哪管严不严谨，肯定二话不说，将这两则各有一千多字的访问稿一字不漏刊登出来，必有人喜欢看。
我再怎么冒失大胆，也不能如此恣意行事，何况他们两位的推断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但我并没有直接弃用。我仔细看完两稿后，亲自改写为大约四、五百字的背景稿，保留了他们对江南这个人的了解，把其中所有指涉“国民党干的政治谋杀”的说法全部删了个干净。
重点在，陆铿推论江南与人无钱财瓜葛，所以不是财杀；他对女色不感兴趣，所以也不是情杀。接着就论断为“必是国民党干的政治谋杀”。我删掉了这个推断的结论，但留下了推断的前提，即“不是财杀”和“不是情杀”。
意思是，我把他们的“论断法”改为“排除法”：不是情杀，不是财杀。至于是什么杀？不表。若问，既如此，岂不就明指为政治谋杀？但我们没说，更没说是国民党所为。
我承认，这是一个“叶底藏花”两面光的作法：如果不是国民党所为，我们没错，因为全文无此一词。如果确为国民党所为，我们也没错，因为文中埋有伏笔。
这是没办法的事，毕竟可靠的信息不足够。而在那个当下，一方面要因应眼前十分严峻的政治环境，一方面又要能对新闻的专业立场与明日的历史评价，有个起码的交代。
我也承认，在这个节骨眼上还要去想什么专业，什么历史，什么交代，真是不知死活。
不过我也没有伟大到这么不知死活，从下面的思考里就看得出来。
接下来的关键决定是，要把它登在第几版？登多大？
左思右想，还是要回到我们是华文报纸的这个基本属性上，当华人人权受害，华人当选州长，华人荣膺环球小姐，华人夺得奥运金牌等，我们从来都以头版头题刊出，不因它们是否为好消息，乃因它们应当在华人世界里受到重视。而今一个有争议性的华人作家遭人侵入家宅枪杀毙命，死因离奇，后续新闻必然发展不断，不是小事。怎么能不放在头版？又怎么能不置于头条？
话虽如此，在台北这么注意到《美洲中时》的时候，我还是不免要想到对台北方面如何交代。
我以职业惯性与经验法则判断，这个新闻明天各报一定放在头版头条。但与我们同样从台湾来的《世界日报》，极可能只登在第三版，大不了放在第三版的上半版，至于标题可能为三栏或最多四栏高。
如果《美洲中时》也以类似于《世界日报》的方式见报，海外肯定众口一词：各报都是一版头条，唯独两家国民党中常委办的报纸登得一模一样，必是心虚，必是受到台北关照，这等于公告周知：就是国民党干的政治谋杀。
如果《美洲中时》的登法与《世界日报》明显不同，以上的说法不仅不能完全成立，还可恰为反证：不会是国民党干的吧，不然《美洲中时》怎么敢登在头版头题？
这个区别，在案情真相大白之前，或可使国民党免于承受最大的责难，或可供国府在一段时间里作为挡箭牌。
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和说法，于是做法就很清楚了：当然放一版头题！
然后，主新闻标题是这样的：
“作家江南自宅遇刺殒命
两歹徒持枪行凶事后骑脚踏车逃逸
变生肘腋其妻未及辨识是否为华人”
次新闻标题是这样的：
“惊闻噩耗文友咸表震悼
陆铿认为不可能死于财杀或情杀
阮大方痛忆当年为高准奔走往事”
（一个有争议性的华人作家遭人侵入家宅枪杀毙命，死因离奇，不是小事，怎么能不放在头版头条？作者供图）
现在来看，这个新闻的处理和标题，简直保守含蓄到不行，但当时却被认为是促使《美洲中时》关报的临门一脚，也是在《美洲中时》关报后周天瑞被指为罪魁祸首的重大罪证。
第二天，余先生来了电话，别的没说，只嘟哝了一句：“怎么会放在第一版？”我正待说明，就被打断：“以后别放第一版了！”
其实无需嘱咐，以后基本不会这样做，因为事发的第一天最重要，那是一个态度。
但是第二天我依着昨天放在第一版的逻辑，请同仁访问了几位传播学者，对海外除《世界日报》及《美洲中时》以外一面倒指涉为国民党所为的报导，提出商榷。我不是想做什么弥补，因为的确那时候做那种论断式的报导，并不相宜。而正因为我们在第一天以头版头条处理了这个新闻，我们才能为此做些辨正。至于这么做，是不是会被不满我们的人买单，就不是我们所能计及的了。
从余纪忠后来关报来看，台北方面显然不买单，“《美洲中时》认为江南案是国民党干的政治谋杀”，便成了继“奥运新闻为匪张目”、“批评里根，祸害台湾”之后第三个罪名。于是乎，《美洲中时》的自我了断，无异自承。一犯，再犯，三犯，什么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什么解释也都没必要了。我在新闻处理过程中所有的设想，都白费了工夫。
因此，这件事便好似为关报提供了必然，后来在有关方面追问“为何关报？”这个问题时，老板答曰，“台北鞭长莫及，编辑部难以控制”，便成了标准答案，以我为代罪羔羊，掩饰了骨子里对台北当局的不满。在同仁对报社关报有所怨怼时，“都怪周天瑞搞垮了报纸！”也成了非常简便好用的说辞，转移掉同仁对余家强烈之悲愤情绪。他们指的都是我对江南案新闻的处理。
《美洲中时》于11月11日关报，两个月后，1985年1月13日，情报局长汪希苓等三名国府情报官员，因指使竹联帮帮主陈启礼等刺杀江南被捕，证实江南案确为国民党干的政治谋杀。《美洲中时》没有错，周天瑞也没有错，但是《美洲中时》已经消失了。
江南案使国府受到重挫，保守势力大跌，导致蒋经国不得不走向政治改革，从此言论尺度大开，再也没有人可以刁难《美洲中时》，也没有人可以加诸它莫须有的罪名了，然而《美洲中时》已经“溘然长逝”。
只要再撑两个月，《美洲中时》就可轻舟走过万重山，从此一无险阻，究竟为什么它要那么急着关？ 
（作者是优传媒文创公司董事长，《美洲中国时报》创办人及总编辑，三策智库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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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周天瑞专栏写作——《我与美洲中时的倏起倏灭》系列之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