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最近10年总是光顾“发展经济学”，有时甚至把“经济学奖”给了政治科学家。如果不能在“全球挑战”和“全球治理”上评论，我们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围观”就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许多人以为诺贝尔经济学奖(The Nobel Economics Prize)也是诺贝尔奖，应该说，这样说也没有错，只是不精确。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瑞典银行奖，奖励经济科学各门(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设立于1968年，1969年首次颁发。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Ragnar Anton Kittil Frisch）和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Jan Tinbergen）是该奖首届得主。瑞典曾是北欧强国，如今是世界上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瑞典有着各种各样面向世界的奖项（大多不是瑞典政府主导的），最有名的当然是“诺贝尔奖”，是瑞典在世界上代表性的“软实力”。
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Abhijit Banerjee, Esther Duflo和Michael Kremer三位经济学家，理由是他们“采用实验主义方法研究如何缓解全球贫困”。
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给了“发展经济学”家（Development Economists），是可喜可贺也是可忧可思的事。
我是经济学出身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国上过最好的发展经济学课程。给我们讲发展经济学的是享年百多岁的杰出经济学家杨敬年老师。以后，我尽管不属于“经济学界”，但是，一直与经济学分不开，一直在观察“发展经济学”在世界的演变。
在评论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我建议人们不要忽略了该奖评奖委员会给出的理由里面的“全球贫困”（global poverty）一词。尤其是不要忘了其中的“全球”。
当前的世界，确实面对着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发展在全球范围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全球贫困”本来就位列头号一批的“全球挑战”。在过去30多年，由于各种原因，来自“不平等”、“气候变化”、“不可持续性”等导致的世界贫困问题早已颠覆了传统的贫困问题。
世界范围内，贫困是全球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用全球贫困一词。对“贫困”问题的解决，不仅是一个发展问题，更是一个治理问题。这里的“治理”也不仅是在国内层次上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层次上，即“全球贫困治理”。全球贫困治理是过去30年，即冷战结束后以来，包括“发展经济学”在内的整个“发展科学”（发展研究各门学科）的一个主要趋势。
我曾号召过自己所在的国际研究（全球研究）学科领域的“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学”（IPE或GPE）专业的学生以诺贝尔经济学奖为题做学位论文。
发展与“治理”息息相关。这里讲的“治理”（governance）是与“统治”（government）很不同、相区别的概念。
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最近10年总是光顾“发展经济学”，光顾与“发展经济学”密切的“治理”学科，有时甚至把“经济学奖”给了政治科学家（这可能使一些经济学家对该奖不满）。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William D. Nordhaus, 因为他研究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当代世界最大（在全球范围）的大变局，即“天变”。气候变化是发展带来的问题，反过来又制约了发展，恶性循环，成为当今的头号“全球治理”问题。气候变化在非洲、南亚、拉美等已经带来了更严重的非传统贫困。没有气候变化治理，也不会有21世纪的发展。对气候变化的治理，目前主要依靠一个全球治理框架（UNFCCC）和一个个联合国成员。
2015年，苏格兰出生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Angus Deaton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因为他研究发展问题，尤其是研究消费、贫困和福利之间的关系。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大激励了广大的其他社会科学学者，尤其是全球治理研究学者，研究如何治理“公域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政治科学家Elinor Ostrom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目前，全球范围内，“公域”（例如气候、海洋、极地等）面对的问题更加严重，在很多场合和层次，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却不是Ostrom主张的制度主义。强势的民族主义更不愿意采纳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主义。特朗普的美国退出了气候变化治理的《巴黎协定》，不少国家在抢占公海、深海、远海等国际法规定的“人类共同财产”，“全球公域”的私有化不断抬头。到头来，全球的“公域悲剧”更加恶化；到头来，世界发展中的“可持续性”更不乐观。
今日世界，呼唤可持续发展者很多，尽管不同的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机构说的“可持续发展”不同。发展就是可持续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的不能叫做“发展”。号称发展的东西太多，但这些东西未必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增长未必带来发展，缺少“可持续性”的快速增长可能带来的快速破坏，并产生发展的悖论和发展的停滞。可持续性是发展的根本或者中心标准。我们看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际上是以“可持续性”为核心标准的。
结语：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发展中”的中国自然引起了不少评论。我看到的论者主要来自经济学界和经济政策界。不出所料，有人对之的评论再次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狭隘民族主义，即为什么发展成就这么大的中国居然一直没有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光顾？为什么经济学科如此普及和发达的中国，为什么也有世界级的经济学家的中国，居然没有“中国经济学家”得到这一奖项？有人甚至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偏见，不承认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研究的成就。我认为大可不必如此反应。这个奖毕竟是目前最具有全球意义的、享有世界声誉的。我们还是好好地反思为什么我们缺少诺贝尔经济学奖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以及与发展相关的“全球（问题）研究”？进入本世纪，中国一直在呼唤、号召“科学发展”和“有质量的发展”（高质量发展）；与美国特朗普政府不同，中国仍然留在《巴黎协定》，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贡献不小，但是，伴随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是否已经具有在解决全球贫困问题、在回答全球可持续性挑战上的非凡答案？
作者：庞中英，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来源：华夏时报网，2019-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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