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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彩虹落人间
1968年至1970年,我在本县富仁公社当果树技术干部。那时我刚从陕西省仪祉农校毕业,学的园艺专业,可以说是科班出身,面对即将进入盛果期的万亩苹果园,感到真是有了用武之地。22岁的我风华正茂,骑着新买的双喜牌自行车,在果园中心横贯东西的20里大路上悠悠前行,夹持包围我的是一片青葱的果园,我也开始了人生的青葱岁月。
我的家就在富仁渭兴村,这个村子由朱田号、黄家号、瓦子岗号、柳林号、高王号、马坊号等六个自然村组成。村村名字带“号”,与渭河以北的武功县的堡名呼应,河北有什么堡,河南就有什么号。以“号”为“村”,在全国非常少见。我听到的解释是,这个“号”,与监狱的“号子”,部队的“号房”是一个意思,即简陋的住房。渭河主河道的滔滔巨流不断向北滚动,北面的良田沃土逐年被河水侵吞,大片的滩涂野地留在河南。河北的人就到河南自己的土地改滩还田,用柴草搭起一个个简易小庵,野荒荒的滩地上,灰黑色的小庵星罗棋布,若是黄家堡人住的,人们就说那是黄家堡的号子,叫着叫着,渐渐成了“黄家号”。还有一种说法,“号”是“占”的意思,这片土地是哪里的人“号”了,即他占了这里的土地,土地的归属权就是他的了。
全是黄楞楞光秃秃的河滩啊!在我的记忆里,河道附近的土地是一片茂密的荒草,一人多高的长势,是割草割柴的好地方。老人们常常讲狼的故事,说河滩草地就是狼窝,野狼和妖狼成群,夜间经常到村里来把娃叼走。村子北面的土地仍然不能种麦子,听老人说,这片地种麦子会“刚茬”,即抽穗后就“青干”了,颗粒无收。直到1970年,不少村子还在搞淘沙换土。种植苜蓿、毛苕子、豆类,(它们有根瘤菌)改良土壤。“种一葫芦打一瓢”,“广种薄收”,“发小苗,不发老苗”,是当地的乡谚俗语。这里又是有名的下湿地、盐碱地、水洼地,终年不见正常土块,见土块的地下水位很高,不少人家的坟墓选在河北老家本族的地块。我见过白花花的盐碱地,有些住家户的墙根白刷刷的。
因祸得福,碰上了1959年持续大跃进的特殊年代,天降大运,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来周至考察,看到这里的地貌特征和土壤特质,作了一个符合那个年代“敢想敢说敢干”精神的决定——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一口吃掉沙滩”,在这一条边子整齐划一地建立万亩苹果园。由国家指派专家作统一设计,确定各村的方位、面积、果树品种搭配,划线定点,再由当地社员动手挖坑。国家统一调拨,免费发放树苗,适时栽植。我后来了解,实际面积总共8800多亩,当时位于眉县的陕西果树研究所只有一百多亩苹果园,外省最大的苹果园也在山区零散分布。所以,它和全国各地的果园面积比较,是天字号的冠军。当时的国家政策,农业以粮为纲,强调粮棉油生产,吃饭穿衣是国民的头号大事,果树栽培只能“上山、下滩、进沟、进沙”。谁想在平原土地栽种一棵果树都是“违法”的。富仁不仅沾了时代的光,政策的光,还沾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光。远远望去,一条四边笔直的绿色长带贴在渭河与黑河之间,宛如一道秀丽的长虹飘落人间。我每天在绿色长廊中徜徉,骑在自行车上悠然欣赏身边美景,情不自禁地吟了几句短诗:“彩色长虹降落在渭河之滨,宛若一架美妙的长琴;谁的手指拨动了琴弦,串串红果是它荡漾的曲音……”
钢刃剪子的狂欢
一把特制的钢刃剪子拿在手中,钻进果园,站在树下,一边观察,一边商量,最后手拉枝条,咔嚓咔嚓下了剪子。技术员!他们一伙是技术员!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伙技术员。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基本是小伙子,有文化,有威信,几乎是专职,不干别的活路,是一个越干越有技术的岗位。在乡村,自古以来,桃、杏、梨、枣,谁还专门进行管理?自生自灭,任其发育繁衍,只有在采收时才投以关注的目光。苹果就不行了。不要说修剪,单是防治病虫害,稍有不慎,就会毁掉一年果子,甚至毁掉整个园子。
我的到任,自命不凡。我在学校,尽管人在农校心在文,上课听课仅仅是表面应付,但是对于苹果栽培这门课却不敢大意。我知道,它就是饭碗。有了饭碗,才能不饿肚子,才能有向前跨步的可能。举办技术员培训班,是我的登台表演。钢刃剪子在手里怎么拿?站在树冠下,面对一股较大的树枝,叫他们一个个去剪,谁也剪不动。剪子的两面,一边是刃子,一边是靠子,只有刃子的方向和另一只手的方向一致,双手同时用力,才能把它轻松剪掉。我的第一个绝招就令他们服了。修剪果树就像医生给人治病,精通了人体解剖学和病理学,才能动手术刀开处方,只有精通了苹果生物学习性和修剪原理,才能下剪子。而在这之前,还要了解植物学常识,一年生枝、二年生枝、多年生枝、营养枝、结果枝、延长枝、徒长枝、花芽、叶芽、主干、主枝、侧枝、外围、内膛、整形、树形、环剥……,许多词语概念,讲清楚也得好几天。而且,如果你仔细看,没有一个树枝的长势、位置、方向是相同的,如此复杂的树体,如果没有长时间的理论学习与修剪实践,谁也不能很快进入操作过程。
没有办法,培训班只有几天,只有大胆修剪,在实践中锻炼。技术员要在一个冬天完成修剪任务,不动手是不行的。我的自行车轮子在园子里滚动,他们手中的剪子在园子里欢叫。确切地说,我在技术方面的工作是微乎其微的。自从建了果园,县园艺站的干部就来这里蹲点培训,不少村子的果树到了盛果期,又请西北农学院教授来辅导,永流、建兴两个大队高薪请了东北的农民技术员,为他们作常年指导。修剪、病虫害防治、肥水管理,都需要科学地对待,是乡村的传统农业耕作方式无法企及的。技术员们面临艰难挑战,只有勤奋苦学。建兴大队一位姓柴的技术员,还在嫁接方面有所创造,受到省上专家的好评。
苹果,作为从国外引进过来只有五十多年的新树种,它已经显示了果树之王的优势,单是品种就有几十个。当时富仁果园,一类品种有青香蕉、国光、金帅(黄元帅)、红元帅;二类品种有红玉、祝光、印度;三类品种有鸡冠、倭锦等。大约十多年后,陕西果树研究所培育的新品种秦冠、红星受到欢迎,淘汰了国光和青香蕉,再后来,更新的品种红富士又淘汰了秦冠。
果林趣事

上世纪30年代,被民众誉为落落大布衣的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先生在开展军事救国的同时,重视科学、水利和教育事业,除了在杨凌创办西北农林学院,还和李仪祉、杨虎城等有识之士在关中修了八条水利惠渠,负责勘察设计的李仪祉先生被一些农民称为“财神爷”。我的母校陕西仪祉农校是李仪祉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后,他的妹妹为纪念他而创办的,校址在泾阳县杨梧村,在斗口农场附近。斗口农场所在的村子是于右任先生的故乡,1934年,于右任先生自山东青岛引进苹果,斗口农场除了种植粮棉新品种,还创建一百亩苹果园,负责果园技术工作的是资深果树专家杨蕴章先生。很幸运,给我班带果树栽培学的正是杨蕴章先生。有人在背地崇拜地叫他“于右任的大管家”。他身体魁梧,幽默风趣,对乡村和民间生活非常熟悉。他经常用乡村土话和民间风俗来解释书本知识,在讲堂上口无遮拦,常常惹得哄堂大笑。苹果是比较严格的异花授粉,栽植时要合理搭配品种,行距间距保持一定密度。他说,乡下人把公鸡和母鸡的交配叫“踏蛋”,苹果树也要“踏蛋”。他还说,“踏蛋”有很深的学问,生物的新物种新品种的诞生,都和“踏蛋”有关。一个有出息的园艺工作者,应该对自己研究的对象细心观察,不断试验,在“踏蛋”上做文章,培育出优秀品种,这是推动生产最有效的途径。
我当时也想很快培育一个优秀的苹果品种。那时候最受欢迎的品种是金帅,成熟后黄楞楞的颜色,采收一个月后风味最佳,酸甜爽口,有一种淡淡的药香味儿。金帅的缺点是产量较低,易染病虫害,如果把它与国光杂交,就会克服自身的缺点。但是通过授粉杂交,技术环节比较复杂,还需要一定的设备。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给几个有水平的技术员,希望他们重视此项工作,不要松懈,长期努力,搞一项真正体现科研水平的发明创造。但在乡村,技术员的主要任务是全力争取高产,搞科研何其难哉!即使授粉侥幸成功,播种以后生长的苗子是实生苗,结果情况还要观察、选育,时间漫长,成功率较低。几个技术员授粉一年就放弃了计划。他们最急切最头疼的工作是说服生产队长,多予施肥,适时浇水,这些活路没有队长的支持是不行的。几乎一半的队长不会对果园大力投资,他们还要考虑粮棉油的生产,再说,对果园的投资不会短期见效,不少队长说自己是“瓜地的土地爷——一料子的主儿。”短期行为和经济能力限制了他们。
毕竟,果园里盛满了愉悦,盛满了乐趣。花的馨香,鸟的欢鸣,人的嬉笑,果的艳红,在诗情画意、丰收美景的陶染中,不论是谁,一进园子就成了另一个人。从七月下旬到十月上旬,随着祝光的采收, 各个品种相继成熟,园子里就热闹了。生产队把落果分给社员,稳定人心,本队社员不进园子,进来的是一溜一串的带口袋的自行车和各种带拖厢的车子,卖钱的季节来临了。最得意的是,苹果卖给了外国人,连续几年,永流、建兴的优质果分级包箱,出口到欧洲几个国家。我见过他们用分级板——刻着一系列不同口径的长条木板,从大到小逐一排列,如果是金帅品种,70mm以上为一级,60mm以上为二级,50mm以上为三级。出口的果子要求更严,完全要70mm的口径,严格挑选,从果形到色泽,可谓百里挑一。这真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
“小伙挑花花,姑娘不外嫁。”
说来谁也不会相信,当地农民原先对于建立大果园不仅不理解,还有许多人抵触反对。从古至今,谁指望果树过日子?人靠吃粮食生活,还是靠吃苹果生活?当初领果树苗子时,早到的人不挑大苗子,专挑小苗子,运输轻松方便嘛!果园里,本来不允许套种小麦玉米,但是谁还管这些,生产队把果园依然当作庄稼地,小麦玉米的倒茬耕作照常进行。还有一些农民犁地时故意往树苗上下犁,硬是把树苗树枝糟蹋毁坏。
最早因苹果卖钱令人惊喜的是建兴三队和永流一队。树冠庞大,结果繁密,红艳艳的果子像蒜辫子一样压弯了树枝,远看像一片红霞,近瞅像小红灯密布,谁见了都会惊呆了。这是鸡冠品种,吃起来很酸,只有存放一月后才能酸甜适口。但是产量高,一棵树下果300斤、500斤,甚至1000斤,每斤的国家牌价一角,一棵树相当一亩粮食的收入咯!
苹果当时不仅卖价高,也非常抢手。它的风味丰饶,回味深长,耐贮藏,宜运输。它的形状、色彩、品味,是高贵的象征。在全国各地只允许种植粮食作物的年代,这里的苹果独家经营,在市场的份额铺天盖地,钞票就这样流淌过来了。先是永流、建兴两个村冒尖,后来增添了渭兴、新农、渭丰,随后富仁、富兴、永丰也赶上来了。我清楚记得,别处多村的一个劳动日值是三角、二角甚至更少,建兴三队的一个劳动日值达到了一元五角、一元八角,后来竟然冒过了二元。当时,中专毕业的学生工作后,月工资33.5元,次年转正后月工资38.5元。一个普通社员,比一个国家干部挣的钱多嗷!
“小伙挑花花,姑娘不外嫁。”人们给骄傲的富仁青年编了顺口溜,说明小伙子和姑娘谈恋爱时的洒脱、清高与傲慢。小伙子可以尽情挑拣,花里挑花;姑娘们死守本地,不愿离开家乡,外地穷啊!
富仁的“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多,拖拉机多,最早有了电视机,村里过会唱大戏。富仁人走路昂头,说话声高,满脸带笑。钱是兴奋剂强心针。但是,富仁人也最苦焦。谁都想多出工,都想加班猛干。不少村子的妇女干的男人活,打墙提锤子,送粪推车子,盖房上梯子,妇女都可以干。当地人自嘲说:“人挣的像猴一样,黑黑瘦瘦;脏的像从土里刨出来似的。”
兴衰四十年
回望富仁大果园从建立到消亡,后人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可以用一句老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但作为一个亲历其间的人,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1984年三夏大忙前夕,我回到了家乡,参与了开展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工作,以深入生活,介入其中的姿态,见证了中国农业生产历史性的转捩点。富仁比其它多数地区推迟了几年,因为它正显示着集体化的优越性。生产队在分了地分了牲口以后,就开始分果树了。技术员给每一棵树估价打分,按照每户的总分,在抓阄以后,在园子里依次分配果树,每家的树连在一起。多数户请技术员修剪、防治病虫害,自己动手施肥浇水。其实也是好事,人们放开了手脚,多投资,勤管理,不少人高价买鸡粪化肥,深翻除草,产量大增。当时,富仁苹果的名气依然很大,不少单位拿它作为礼品,用汽车送往大城市。群众创造了贮存的土法子,挖了地窖,或者在背阴处堆放苹果后再埋一层厚土,可以保存至春节前后。
全面进入盛果期的果园,已经发现了严重的腐烂病,不少树的皮在发病后需要及时刮掉,用“搭桥”的办法稍作弥补。如果要永久经营,就要及时在衰老的果树旁边栽植幼树,细致做好新陈代谢的各项准备。但是,没有几年,司竹等地的猕猴桃一炮打响,卖价很高,周围的苹果园也不断增加,一贯自豪的富仁人犹豫了。
“富仁苹果不行了。”我经常听到这样的呼声,觉得也没有什么奇怪,盛极必衰,花红必有一落呀。从苹果树生长周期来看,盛果期已过,有的技术员用高接换头的方法改造旧品种,秦冠换成了红富士。有的人干脆另辟蹊径,挖了苹果,栽了毛桃、葡萄,或者种植大蒜。还有人毁果还农,种植小麦玉米。
乡下农民的镢头是慎重的,挖什么,栽什么,种什么,依据自己园子的情况和家境而定。由小变到大变,大约在2000年前后,大面积的成片果园消失了,这片绚丽的绿色长廊变成了杂七杂八色彩斑斓的多种作物地带。
“新农村”宣言
在果园兴盛时期,富仁的各项工作都能顺利开展,政治、思想、宣传、教育、文化、妇联、共青团,方方面面,都取得了优异成绩。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都把这里当作采访对象。我在那里时,西北农学院派教授蹲点,给我提出要协助公社办富仁农学院,我拿着报告到了县革委会政工组,经张益增主任批复,办了富仁农校。陕西果树研究所也在建兴大队搞瓜果套种试验。各种表彰先进的会议几乎都在这儿召开,县文化馆在这里经常举办文艺骨干培训班,搞賽诗会,涌现了一批农民诗人,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富仁公社诗歌选》。
我亲眼看到的村民住房变化很有意思。没有规则木料的小茅庵(简易号子),前后两檐淌水的草棚,土木结构的瓦房,砖木结构的瓦房,一砖到顶的两层楼,由解放后到1980年,富仁地区30年跨过了这么几大步,谁能不感叹变化之大?
因为经济发达,盖新房的人多了,全公社搞了统一规划,所有房屋在一条笔直的新区,两排房子夹着一条宽阔光洁的街道,时髦的称呼“新农村”。西宝公路从终南镇向北直插过来,穿过黑河,在富仁的新农四队再拐过去,笔直朝西,贴着“新农村”的南沿,20里外离开富仁,再朝西南行进,抵达周至县城。这条公路,实际上成了炫示富仁新农村风景的闪光带。蓝盈盈的高楼,栉比鳞次,一溜摆儿,整整齐齐,和外地老旧的土木结构瓦房相比,太令人羡慕了。
高楼大厦在宣言!在呐喊!捆绑的旧体制不行!单一的粮食生产不行!需要改革!需要开放!需要农业的多种经营!果树,就是摇钱树!因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首先发展起来的是果园。礼泉、乾县、洛川,很快变成了苹果县。户县的葡萄,临潼的石榴,富平的柿子,也驰名三秦。周至是全国猕猴桃的发祥地,经常来富仁蹲点的县园艺站专家张清明先生,也是在富仁苹果的鼓舞下研究猕猴桃由野生向种植的培育,他的功劳含有周至果业大环境的催发因素。
离开那里已经46年,那片浩瀚的果林早已面目全非。我常常喟叹人生的诡谲与命运的无常,其实一个地区一个群体也是一样。回顾中国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史,集体化道路不过是一种试验,是一段令人叹惋的弯路,但是阴差阳错,偏偏给富仁大地带来了耀眼的辉煌。空前绝后,在此以前中国没有这样的果园,此后也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果园了。回眸而望,它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那特殊的岁月流程显得异常夺目,异常绚丽。

张兴海,副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周至县文联名誉主席。代表作《死囚车上的采访》《圣哲老子》入选《陕西文学六十年作品选》,《丢官》入选《西安作家中篇小说精品集》,电视剧《月儿圆了》(编剧)中央一套播出。《风雅曹门》入选省委宣传部重点资助项目。获陕西文学奖、柳青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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