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这是一个近些年来在中国舆论场上颇有争议的概念。在一些人的想法中，“举国体制”似乎就代表着腐败、低效、落后，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举国体制”究竟具体指是什么？它在过去发挥过怎样的历史作用？现在和未来的中国还需要“举国体制”吗？
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资深研究员谢茂松教授，专门针对“举国体制”的概念和同学们聊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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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老师本期节目内容全文整理如下：
我们讲新型举国体制的话，主要就是相对于前30年的举国体制。
所谓举国体制，就是说国家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新型举国体制一个特别重要的变化，就是它是在市场经济之下的一个新型举国体制；而前30年它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之下，它不是一个市场经济，所以前后的区分在这里。
我们要理解新型举国体制的话，要分三段。这三段在我看来它是分别对应一个农业文明时代的举国体制，还有建国之后的一个工业文明时代的举国体制；而现在的新型举国体制，它其实是由工业文明时代的举国体制向一个数字文明时代的过渡，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中国为什么要采用新型举国体制？我们要有一个文明史的纵深。就是我们看这个制度不能只看70年，而要看到中国整个五千年，它的政治跟西方政治有什么不一样。
中国的政治它是以大国政治，就是大规模的大一统为常态。我们看西方，比如说古希腊，是以城邦小国作为文明的常态。当它想变成一个大的国家的时候，一个罗马帝国的时候，它是能大，但是它不能持久。
所以我们看到西方的罗马帝国，当它一旦崩溃之后，它再也重建不起来了。包括现在欧盟的重建也是不成功的。
而中国历史的王朝，它有个兴衰起伏，每一次衰亡之后，它又能衰而复兴，它能重新起来。在我看来它是有一个中国文明的特点，有一个可大可久之道，它既能大又能有一种持久性。那么像西方的帝国它一时能大，但它不能持久。
那么中国为什么会产生一种大国规模政治呢？它为什么要维持一个大国政治？这个大国政治跟我们要讨论的举国体制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看中国的传统，是一个农业文明国家。它在比如说对外的时候，从一个历史的长时段来看，面临的就是北方草原帝国的入侵。
比如说汉代的匈奴，草原帝国的特点是它的游牧民族的骑兵机动性非常快，所以一般的农业文明没法对抗这种草原帝国。所以草原帝国在历史上的话，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北方那一块，它其实是纵横驰骋非常厉害的。
而中国作为一个农业文明国家，它怎么来抵御这种草原帝国的入侵？比如说军队的征集、指挥、调动、作战，然后包括军饷、粮饷的供应，它都需要中央政府从上到下的统筹筹划。
这样的话它要有一只常备军，比如说明代有九边，就是边疆有九个边防要塞，它要抵御我们（被入侵），因为明代也是面临草原帝国。然后包括长城的修建、一些边防工程的修建，都需要政府来统筹。
在之前匈奴打汉朝的时候，汉朝比如说汉高祖，他被围，就采用和亲来解围。但到了汉武帝，他一定要把匈奴给打出去，所以他通过一种整个国家动员的方式，一种传统的农业文明的举国体制，把匈奴从欧亚大陆的东边赶到西边去了。
这样一个大历史来看的话，这帮草原帝国的游牧民族，它从东往西打，最后把罗马帝国给打得稀里哗啦。我们看到罗马帝国衰亡了，可见欧洲其实没法抵御（草原民族）。
后来它为了抵御这种草原民族由东往西的横扫，所以就用海权来对冲路权，不走陆地，从海上走，这才有了航海大发现。那么航海大发现后来就产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新的后果，比如世界市场、海权的兴起等等，这是一个大的脉络。
而现在中国的比如说一带一路，又是重新用陆权来对冲海权，这是一个大历史。
所以我们就看到，在传统的中国农业文明中，对外，它必须要有一个举国动员的体制。但是欧洲没有，因为欧洲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个比如说封建的公国或者共和国之类的，所以它是没法抵御像草原帝国的这种入侵。
这是中国的农业文明时代，采用举国体制的一个对外的因素。
我们再来看对内。对内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大国，农业文明它需要什么？需要水。
那么水的话，我们知道中国长江黄河这两大水系，它其实每年都会面临水旱的灾害。这就涉及到上游中游下游一起来合力协调治水的问题。所以它也是需要中央政府、各级政府来出面，兴建大型的水利工程。
传统中国的话，赈灾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政治议题，而赈灾都需要政府来出面调动、才能抵御这些水旱灾害。所以不管是对外还是对内，中国都需要发展出一种农业文明的、一个大国的举国体制。
这是一方面，从消极面它要抵御。
而从积极面来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它要考虑到一个大国内部贫富的差距，还有农业与工业商业关系的调配，它需要在大国内部造成一种平衡。
假如国家内部贫富不能通过调整达到一种平衡，就像今天比如说美国特朗普的出现，它是中下层跟上层的一个撕裂；欧洲也一样出现了民粹主义。中国没有出现这个，其实跟它的农业文明的举国体制是非常有关系的。
它要在一个大国内部来平衡各种各样的不平衡的东西，政治、经济、社会的不平衡，这样才能保持一个大国规模，才能抵御各种各样的风险，而一个小国是不能抵御这个风险的。
那么下来我们再去看，就是说前30年的举国体制，在我看来是一种工业文明时代的举国体制。
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说，因为中国的农业文明在十九世纪之前都是居于前列的，但后来西方列强入侵，它的船坚炮利把清王朝打得稀里哗啦，救国图存就变成中国人的一个时代主题。
我们发现西方富强的背后是一个现代文明，现代文明的核心是工业文明。所以中国要发展出一套工业文明来。
但建国之后我们一穷二白，怎么快速地发展工业？你就要以政府来出面，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来有选择的重点发展中国的工业，尤其是要先发展重工业，然后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
比如说两弹一星就是前30年举国体制的一个代表性（事例），比如说第一个五年规划、第二个五年规划都是国家来规划。
工业文明时代的举国体制，就是说前30年的举国体制，是需要调动全国的民众，重要的是激发起民众的、百姓的自主性。所以我们看到在前30年，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广大的工人、农民的调动，在50年代，很多工人都有一种主人翁精神，比如讲爱厂如家这些。
这种举国体制，它看起来是一种很刚性的，但同时有一种很柔性的东西，它其实讲的是调动人心能力的问题，这是从工人的角度来看。
那么从农民来看的话，西方发展工业，其实是通过世界的殖民，有一个原始积累。但中国没有走这条路，它是通过国家内部的工业和农业的一个剪刀差，来使工业有一个快速的发展。
所以我们看前30年中国发展农村的那种集体经济，其实也是将农民像工人一样组织起来，便于举国体制的展开。比如说农村的很多分田单干，包括提高农产品价格这些，它其实有一个反哺，在内部达成一个平衡。
前30年举国体制，农民有很大的牺牲，它是为了整体上一个国家的富强。因为1949年之后，当时建国之后抗美援朝，然后美国对中国全面封锁；后来中苏论战，苏联撤出专家，等于是苏联也是来围堵中国，所以其实中国面临的是美苏两个世界上的超大霸权的围堵，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之下，中国才需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一套完整工业体系。
所以我们讲今天的新型的举国体制，是有一个历史纵深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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