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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巩辰 
来源：国际展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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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发展给全球化和世界政治经济进程带来了科学、技术、数据、网络、信息等多重影响。同时，人工智能也可能导致新的全球问题出现，因而主要行为体尤其是主权国家不得不参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并寻求有效路径，以期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并探索全球问题的解决之道。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问题，表现为人工智能可能引发新的全球焦虑、对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构成双重挑战，而人工智能本身还可能存在数据隐忧。有鉴于此，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新议程，无疑首先指向人工智能本身，即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一般路径，表现为人工智能治理集中化、合法化与专业化，通过政府政策对人工智能的直接或间接治理，并就人工智能治理寻求国际合作。中国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在利用人工智能优化经济治理和企业战略布局、提升国家治理智能化水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等方面，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接上篇
三、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中国智慧
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一般路径讨论来看，可能由于议题过于前沿，目前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的治理仍处于快速起步阶段，且对其中的许多具体问题还远未达成共识，因此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前景显然也仍带有不确定性。换言之，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引发全球问题，如全球分裂、数据隐忧、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危机等等，势必需要全球协调和国际社会共同应对。而在此过程中，作为主要行为体的国家也仍带有特殊性，即有的国家如发达国家或新兴大国可能在人工智能方面具有技术先发优势，而更多数量的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则游离于该领域之外。那么，中国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同时也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领跑者之一，有可能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丰富的应用案例，也理应为提升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规则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而持续努力。[27]有鉴于此，基于人工智能在中国国内全面和深度发展的客观现实，中国需要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优化并使其尽可能服务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作为新兴大国率先垂范，还应当就人工智能的科学应用、合理推广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良好范本，一是积极推动国家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二是搭建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平台，确立在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中的合理定位，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贡献中国智慧。[28]
（一）
运用人工智能优化经济治理和企业战略布局
人工智能兴起可能引发颠覆性的技术变革，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潜力和商业风险。各级政府以及企业可以有针对性地分析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外部市场发展情况，优先发展见效快的人工智能应用。毕竟，人工智能时代的一大特点在于“赢者通吃”，就国际竞争层面而言带有强烈的零和博弈色彩，诸如脸书、谷歌、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企业不仅是美国和中国国内人工智能的领头羊，也正迅速成长为全球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引擎。在经济层面，人工智能领先的网络平台不仅是信息基础设施、商业基础设施、新型社会基础设施的供应者，而且还可能是垄断者。因此，中国应积极探索运用人工智能来推动金融、能源、旅游、互联网、汽车、物流、信息技术、贸易等产业结构调整，以商业应用为导向，力争创造实实在在的商业价值，实现人工智能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使中国企业在新一轮人工智能浪潮中抢占先机，推动经济与产业优化升级。以能源经济为例，其中的研发环节可通过数据驱动优化器械设计、通过建模来分析能源开采数据，并优化开采流程；制造环节则应预测矿物含量提高勘探准确性、评估项目盈利性及潜在风险、利用机器视觉技术自动识别矿物并采集；服务环节则实时检测器械运行数据，并通过无人驾驶物流辅助系统将原油矿物等从开发现场运出。[29]这些经验或实践探索，无疑将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工智能应用提供良好的范本。
（二）
利用人工智能提升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必然意味着国家治理和行政运作的转型。事实上，由于技术逻辑、网络连接、信息整合的运行加速，基于等级科层体系的整个传统社会形态下的管理模式将发生实质变化，因而有必要就人工智能参与管理而“未雨绸缪”。如在政务沟通和数据整合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政务流程优化、精简化，引入人工智能系统，有效实现向人工智能时代的跨越及适应；自主研发满足政务流程需要的人工智能平台，同时重视完善数据安全体系、研究人工智能时代的行政伦理和规则，以实现人工智能与政府政务智慧之间的高度融合。[30]而且，由于人工智能在政治领域的外化表现为政治行为过程数据信息化、政治结构不对称等特征，中国应力争在新一轮国际科技竞争中掌握主导权，推动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生活场景中的具体应用，重塑国家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决策反应能力，有效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深化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养老、司法服务等领域的应用，提升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将政府资金投入人工智能优先发展领域，加快培养人才队伍，并积极做好人工智能风险应对预案，促进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法律制度完善，建立符合伦理规范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解决发展不平衡，实现人工智能效益在各地区各行业领域的公平分配，避免因“数字鸿沟”拉大贫富差距。[31]
（三）
以人工智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
鉴于人工智能技术有可能改善人类应对环境风险的能力，这对环境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而，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中国有必要在人工智能这一前沿领域适应技术变革、推动环境治理创新、引导技术朝向环保方向发展，同时应避免制度资源错配，以有效推进治理改革和创新，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环境公共产品与服务。[32]具体而言，2016年以来，“智能环保”已逐渐映入人们视野，通过智能水务、环卫、能源、垃圾分类、海绵城市等实践，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尝试融入环境监管进程，并通过大数据对环境风险进行评估和分析。今后，环保部门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利用卫星图像、传感器和监测仪器对污染源进行精准搜索，以确保生态环境建设事业在技术上得以落实，反过来这也有望刺激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环境治理创新。需要指出的是，2018年6月27日，国务院发布《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三年中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总体思路、基本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而作为助力这场蓝天保卫战的核心技术，人工智能显然举足轻重。在污染源监测方面，可以通过遥感技术基本确定一个地区的污染变化情况；在分析预警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系统、云计算平台来综合分析卫星数据、地面物联网监测点数据，以便提前预警，追踪污染源；[33]在智慧治理方面，则可借助环保设备的智能化调控，以高效快捷地促使前期监测、数据分析、终端治理实现一体化。[34]
（四）
通过人工智能践行“一带一路”倡议
2018年5月17日，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即推动人工智能企业与传统行业对接，促进国际合作，鼓励企业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建立国际研发中心，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在沿线国家推广应用，并进一步深化标准、规范、监管和安全等领域的广泛交流与合作。[35]换言之，人工智能既可以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又可能以科技创新和资源共享服务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有鉴于此，有必要提升数据流通安全性、拓宽大数据应用领域、加强网络空间治理，以保障数字“一带一路”道宽路畅。[36]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创新体系、加强前沿技术研究、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加强感知计算、机器学习、类脑计算等前沿攻关；需要支持核心技术突破，重点突破智能芯片、传感器、核心算法等方向，提升软硬件技术水平；需要在机器学习、自然语义理解、自动驾驶等领域加快创新成果转化，积极培育新产品新应用。2018年7月6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开始对34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的关税，贸易战正式打响。而且，从此前的中兴事件可以清楚看出，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内，特朗普政府还将在技术上对中国采取进一步的“隔离政策”。在此背景下，不仅有关外资企业经营受到冲击，内资企业也面临严峻挑战，而国家安全、网络安全等方面的重要性则急剧提升，国家需要更加重视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建设，力争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兴领域获得主动权和自主权，尤其需要挖掘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潜力，以争夺未来技术革新制高点。所幸的是，人们已经意识到，高新技术产业的未来不能完全依赖与美国等单一国家之间的双边国际合作，而应联合更多国家致力于实现合作共赢。有鉴于此，“一带一路”倡议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而通过人工智能可以支持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促使国产高新技术应用在更广范围推广。以高科技企业云从科技为例，作为中国国内人工智能领域的佼佼者，2018年3月，该企业率先与津巴布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和技术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走向非洲首开纪录。[37]
结束语
人工智能时代的兴起，本质上是机器智能作为一项新技术不断深化发展、嵌入人类社会的动态进程。作为工具的人工智能，既能作为客体为行为体所用，尤其是造福于人类社会，又可能被误用甚或滥用，造成国家间政治冲突或新的全球问题。作为主体叙事者或参与者的人工智能，更是有可能将算法、数据处理、数字化进程带入全球政治，使得原本复杂难解的全球矛盾或难题更平添了不少不确定性。已有的人工智能治理模式，或侧重于对人工智能本身的治理，或更在意将人工智能作为手段用以治理原有的、现有的全球问题。显然，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既给国际政治中的国家行为体带来了机遇，又带来了新的挑战。对于中国、美国等大国而言，人工智能所勾画或描绘的未来或许已经到来。
第一，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需要国际合作。由于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紧密关联，再加上治理本身的内在要求不仅指向全球现实难题，而且往往还关乎全球未来风险。有鉴于此，国际合作始终是未来人工智能治理的关键所在，如果说人工智能技术是科学问题，治理则更多侧重于价值建构，需要共同的理解、协作与规范，需要建立起以各国政府为主导的、非政府组织参与的全球合作网络；形成关于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应充分总结并交流经验，以有效应对技术革命带来的失业、贫富差距拉大、智能犯罪以及可能的战争威胁，同时还需要反对恐怖主义，搭建人道主义危机的协商救援平台；全球网络也理应针对人工智能伦理与规范来开展深入对话，寻求共识。[38]国际社会有可能在人工智能战略规划、政府职能转变、企业创新、伦理价值构建、安全评估、国际合作与对话、人工智能跨学科综合人才培养等多方面联动，以妥善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新的全球治理需求。[39]
第二，中国可以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进行学理分析，显然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与中国对该时代的积极回应其实反映的仍是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亦即如何与变化中的世界打交道，而人工智能此时既可以成为中国与世界之间良性互动的工具、媒介，又能成其为叙事情境本身。鉴于知识、理念、认知、文化的差异，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必然会有多种方案、多条路径，几乎每一种路径或方案选择背后都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尤其反映了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如乐观主义对悲观主义、进步主义对保守主义），而中国可能基于自身独特的政治文化，倡导开放的世界主义，将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带入人工智能时代，为人类的全球治理开辟新的可能。[40]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41]由此可见，就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而言，需要实现传统与新兴产业之间的深度融合，从而进一步助力新时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生态环保等战略目标的实现。
总之，由于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仍处于快速起步阶段，其现实应用及可能衍生的新的全球治理需求，仍有待进一步追踪和妥善应对，而不论是人工智能发展本身的阶段性、复杂性，还是国家投入的长期性、渐进性，都应意识到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必定是一个“投石问路”的探索过程。因此，对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的效果和限度，有待审慎评估，以尽可能实现全球治理善治与全球发展善“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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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2018版）》，2018年1月，第5-6页，http://video.21csp.com.cn/files/2018/rengongzhinengbzh2018.pdf。
[3] Pamela McCorduck, MachinesWho Think, Natick: A K Peters, 2004, pp. 4-5, 17-25, 340-400.
[4]参见DavidBerlinski, The Advent of the Algorithm:The 300-Year Journey from an Idea to the Computer, San Diego: HarcourtBook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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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osamond Hutt, “What Are the 10 Biggest Global Challenges?” WorldEconomic Forum, January 21, 2016,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6/01/what-are-the-10-biggest-global-challenges/.
[7] Catherine Cheney, “The Promise and Pitfalls of ArtificialIntelligence for Global Development,” Devex, January 23, 2018, https://www.devex.com/news/the-promise-and-pitfalls-of-artificial-intelligence-for-global-development-91881.
[8]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50-51页。
[9]同上，第61页。
[10] Eric Horvitz, “AI, People, and Society,” Science, Vol. 357, No. 6346, 2017, p. 7.
[11] Douglas Frantz,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y a Global Dialogue isCritical,” The Forum Network, October 24, 2017, https://www.oecd-forum.org/users/42484-douglas-frantz/posts/21562-artificial-intelligence-why-a-global-dialogue-is-critical.
[12] Kyle Evanoff, “The Inaugural AI for Good Global Summit Is aMilestone but Must Focus More on Risk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ne 7,2017, https://www.cfr.org/blog/ inaugural-AI-good-global-summit-milestone-must-focus-more-risks.
[13] D.N. Petley, “On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and Population Growthon the Occurrence of Fatal Landslides in South, East and SE As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ngineering Geology andHydrogeology, Vol. 43, No.4, 2010, pp. 487-496; V. Mueller, C. Gray and K.Kosec, “Heat Stress Increase Long-term Human Migration in Rural Pakistan,” Nature Climate Change, Vol. 4, No. 3,2014, pp. 182-185; and Ted Veldkamp et al.,“Changing Mechanism of Global Water Scarcity Events: Impacts of SocioeconomicChanges and Inter-annual Hydro-climatic Variability,”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Vol. 32, 2015, pp. 18-29.
[14] Keith Frankish and William Ramsey, “Introduction,” in KeithFrankish and William Ramsey, eds., TheCambridge Handbook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
[15] “The World’s Most Valuable Resource is No Longer Oil, But Data,” The Economist, May 6, 2017, https://www.economist.com/news/leaders/21721656-data-economy-demands-new-approach-antitrust-rules-worlds-most-valuable-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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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G. David Garson, Public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Governance: Managing the Virtual State,Burlington: Jones and Bartlett Learning, 2006, pp. 3-7.
[20] Morning Consult, “National Tracking Poll #170401,” March 30-April1, 2017, https://morningconsult.com/wp-content/uploads/2017/04/170401_crosstabs_Brands_v3_AG.pdf;and Future of Life Institute, “An Open Letter: Research Priorities for Robustand Benefici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ttps://futureoflife.org/AI-open-letter/.
[21] Blake Hudson and Jonathan Rosenbloom, “Uncommon Approaches toCommons Problems: Nested Governance Commons and Climate Change,” Hastings Law Journal, Vol. 64, No. 4,2013, p. 1316; and Corinne Cath, et 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GoodSociety’: The US, EU and UK Approach,” Scienceand Engineering Ethics, Vol. 24, No. 2, 2018, pp. 505-528.
[22] Andrew Tutt, “An FDA for Algorithms,”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Vol. 69, No. 1, 2017, pp. 104-106.
[23] Matthew Scherer, “Regula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s:Risks, Challenges, Competencies, and Strategies,” 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Technology, Vol. 29, No. 2, 2016, pp.353, 376-380.
[24] Ryan Calo, “Robotics and the Lessons of Cyberlaw,”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103, No. 3,2015, pp. 513-563.
[25] STEM，即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数学（Mathematics）的首字母组合，系美国政府自2006年以来推行的一项旨在鼓励学生主修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教育计划。
[26] Olivia Erdélyi and Judy Goldsmith, “Regulating ArtificialIntelligence Proposal for a Global Solution,” AAA/ACM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Intelligence, Ethics and Society, 2018, http://www.aies-conference.com/wp-content/papers/mAIn/AIES_2018_paper_13.pdf.
[27]贺佳：《为人工智能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人民日报》2018年4月19日，第23版。
[28]陈伟光：《关于人工智能治理问题的若干思考》，《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20期，第54页。
[29]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罗兰贝格：《中国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白皮书》，2017年11月，第39页，http://caai.cn/index.php?s=/Home/File/download/id/209.html。
[30]何哲：《面向未来的公共管理体系：基于智能网络时代的探析》，《中国行政管理》2017年第11期，第100-106页；何哲：《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适应与转型》，《行政管理改革》2016年第8期，第58-59页；何哲：《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务智慧转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52-59页。
[31]刘波：《人工智能对现代政治的影响》，《人民论坛》2018年第2期，第30-32页。
[32]薛澜、张慧勇：《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环境治理体系建设的影响与挑战》，《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9期，第1-5页。
[33]例如2018年初，在北方地区几次重污染中，北京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及时启动空气重污染预警，做好风险防控。
[34]《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人民网，2018年7月3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n1/2018/0703/c1001-30120995.html；《人工智能融入大气防治 打赢蓝天保卫战有了新期待》，中国环保在线，2018年7月11日，http://www.hbzhan.com/News/DetAIl/124991.html。
[35]工信部：《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广》，中国信息产业网，2018年5月18日，http://www.cnii.com.cn/gyhxxh/2018-05/18/content_2064370.htm。
[36]张耀军、宋佳芸：《数字“一带一路”的挑战与应对》，《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38-43页。
[37]《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云从科技突破国际技术封锁》，中国商业电讯，2018年7月11日，http://www.prnews.cn/press_release/367746.htm。
[38]黄璜：《人工智能之辨：计算本质、目标分类与议题划分》，《电子政务》2018年第3期，第10页。
[39]何哲：《通向人工智能时代——兼论美国人工智能战略方向及对中国人工智能战略的借鉴》，《电子政务》2016年第12期，第2-10页。
[40]高奇琦：《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主义与中国》，《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9期，第40-43页；高奇琦：《中国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特殊使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0期，第53-55页；封帅：《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走向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外交评论》2018年第1期，第152-154页。
[4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0、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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