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首登珠峰的情景,远比想象的悲壮--安徽艾约塔硅油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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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首登珠峰的情景,远比想象的悲壮

阅读量：3692933 2019-10-23

今年国庆期间，三部主旋律电影齐上映。其中，根据真实历史改编的电影《攀登者》，自上映以来，关注度一直居高不下。关于电影内容，微博、豆瓣等平台出现了热烈的讨论。除了正面评价，也有些不和谐的声音：“饭都吃不饱，登珠峰有何意义？”

其实，60年前，我国组织登山队首登珠峰的故事，是我国在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壮举，更是一场关乎主权与尊严的故事。
一、属权之争
喜马拉雅山按现在的定义是，两个国家共同拥有的领土，北坡属于中国，南坡属于尼泊尔，珠穆朗玛峰（珠峰）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山峰，位于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线上，它的北部在中国西藏定日县境内（西坡在定日县扎西宗乡，东坡在定日县曲当乡，有珠峰大本营），南部在尼泊尔境内，而顶峰位于中国境内，是世界最高峰。
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谁最先到达一片无主之地，谁就拥有这领土的主权。而100年前，英国和印度一直对中国的西藏虎视眈眈，也在尚无人登顶的珠峰上做了不少文章。

1922年英国珠峰登山队

1923年，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准备攀登珠穆朗玛峰，在被《纽约时报》问到为什么要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他回答说：“因为山在那里。”留下这句传世名言的马洛里，最终没能征服世界第一峰，1924年，他在珠峰的冰天雪地中彻底失联。上世纪50年代，英国和瑞士登山队先后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成功登顶珠峰。但在中国境内的北坡，始终无人自此登上世界之巅，包括马洛里在内的英国人数次在北坡折戟，以至于他们得出结论，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飞鸟也无法飞过”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

英国人的梦破了，印度却始终认为珠峰是属于他们的。1953年5月29日，尼泊尔向导丹增·诺盖和新西兰登山家艾德蒙·希拉里，第一次从南坡登顶珠峰，完成了人类首次珠峰登顶。

丹增·诺盖（右）和艾德蒙·希拉里（左）

在珠穆朗玛峰的主权问题上，中国和尼泊尔分歧很大。当时中国提议以山为界，将边境线划在珠峰顶峰。但尼泊尔和它背后的印度想独吞珠峰，他们嘲讽道：“你们中国人从来没登上过珠峰顶端，它怎么可能属于中国？”看着新西兰的国旗第一次插在中国最高峰上，当时国人的尴尬难以形容。在当时，攀登珠峰的意义与影响相当于“两弹一星”，这关系世界第三极的属权之争，关系一个国家的主权，关系一个民族的尊严，也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力。

二、组建登山队

1955年，中国登山队开始筹建。当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出4名学员赴苏联学习现代高山登山技术。第二年春天，苏方又派2名登山教练来华，在北京西郊八大处培训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40多名登山运动员。那批参加培训的很多运动员原来的工作与登山几乎毫无干系。

1957年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
培训结束后，以这批学员为主要队员的中国第一支登山队——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先登上了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3767米），后又与苏联合作登上了海拔7546米的新疆慕士塔格峰。1958年夏天，中苏双方在北京新侨饭店会谈，共同制定了攀登珠峰的三年行动计划：1958年侦察，1959年试登，1960年登顶。高山装备、高山食品由苏方负责，中方负责全部人员、物资从北京至珠峰山下的运输，以及较低海拔的物资装备。当时，为了输送登山的物质，国家修建了定日机场，以及一条从日喀则到珠峰大本营380公里的路。光是在大本营修建的气象台，就堪比一个省级的气象台。

三、苏联变卦与自力更生

随着中苏关系的急剧恶化，苏联登山队也决定不再参加登山一事。苏方队员之一菲里莫洛夫曾在1991年撰文回忆：“原定1959年3月22日乘专机，苏联登山队一行及物资由莫斯科飞北京。就在动身的前一天，苏体委紧急通知任务取消，原因未说”已经整装待发、踌躇满志的苏联运动员们顿时一片惊愕，失望不已。

苏联提供的登山设备，运到兰州就折返回苏联
随着苏联登山队不再参加登山一事，原定由苏联提供的高山装备、高山食品等，也只能由我国自己解决，而当时国内还无法生产这种专业的登山装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体委主任的贺龙提议：“我们去国外买”。于是登山队队长史占春等人前往瑞士采购相关设备，凑巧的是，印度陆军登山队的两名采购人员也在此采购，从店员处得知，印度正准备1960年从南坡攀登珠峰。史占春一听，顿感责任重大，任务更艰巨：印度在这个时候抢着登山，肯定是要在边境问题上，和中国进行博弈。于是他立马通过使馆报告国内，不久，中国驻印使馆也确认了这一消息，这意味着，要在边境问题上争得主动权，就必须先印度一步登顶，同时也意味着，留给中国登山队的时间只有不到一年了。

四、向珠峰进发

1960年3月，中国登山队制定了征服珠峰的计划，决定在正式突击峰顶前，先进行三次适应性行军，一方面让队员们逐渐适应高山环境，另一方面，在沿途不同海拔高度建立起高山营地，将必要的物资和装备运上去，以备正式攀登时使用。这支由214人组成，平均年龄仅24岁的登山队中，运动员约八九十人，其他队员全是气象、电台、医务、新闻媒体、后勤等幕后保障工作人员。运动员分成突击队员和运输队员，后者每人常常负重二三十公斤，将物资运到一定高度后就返回大本营，以便让突击队员尽量轻装上阵，成功登顶。
第一次适应性行军难度不大，队员们很快到达6400米的地方，建立营地，然后大部分队员返回大本营休整。而副队长许竞带领的侦察小组则要继续攀高，提前为队友们打通珠峰的第一道难关——北坳路线。

北坳顶部海拔高达7007米，坡度平均在五六十度，最大坡度达70度，个别地段近乎垂直，像一座高耸的城墙屹立在珠穆朗玛峰腰部。3月28日，许竞带着侦察小组率先登上了北坳的冰坡。为防止跌下冰坡，他们用尼龙绳将几个人串在一起，一个紧跟一个，小心翼翼向上攀登。攀至海拔6800米时，眼前出现了一道近乎垂直、高达20多米的冰崖，队员们把这里称为“冰胡同”。光滑的“冰胡同”没有支撑点，几个人就背靠“冰胡同”的一边，双脚蹬在另一边，依靠全身的力量，一寸一寸向上移动。天快黑时，侦察小组终于到达北坳顶端，完成了开路先锋的任务。为了让大部队更顺利地通过这条路，第二次适应性行军前，许竞又带了一支修路队率先出发，刨台阶、拉绳索、挂金属梯……被他们平整过的北坳路线顺畅多了，第二次适应性行军很快胜利完成。参加此次行军的77名运动员中，有40人都到达了顶端，这在当时已是空前的世界纪录。
紧接着，登山队又开始了第三次行军。短短几天，登山队就攀上了北坳顶部。4月29日中午，正当队员们沿着珠穆朗玛峰山脊继续向前时，晴空万里的北坳上空突然起了风暴，狂风呼啸，队员们匍匐在地才能不被刮走。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队员们相继被冻伤，与大本营联系的报话机也因气温太低发生了故障。队员刘连满等人在冰坡上发现了一条冰裂缝可以站人，大家进去躲了几个小时，才熬过了风暴最猛烈的时段。当晚，登山队好不容易走到一处稍微平整的地方，设法修好了报话机，联系大本营得知“天气突变，后天转好”。于是，史占春决定全队休息一天。
5月1日，登山队从海拔7400米处出发，下午6点多终于到了新的高度——海拔7600米。可是，前几天的大风冻伤，加上连续攀登中的高山反应，此时此刻，能够继续向上攀登的运动员已经不多了。最终，5月3日，许竞、贡布、石竞、拉巴才仁四人攀到了海拔8500米的高度，并在那里建立了最后的突击营地，史占春和王凤桐两人则将路线开拓到了海拔8695米的高度。
第三次高山行军超额完成了预定计划，然而，这次行动损失也不小。第二次行军时，来自兰州大学从事水文研究的青年队员汪矶发生严重缺氧反应，最终抢救无效牺牲在6400米营地；这一次，来自北京大学的气象专业队员邵子庆也牺牲在了7300米的高度。并且，队员们返回大本营后，医务组检查后发现，全队竟有34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冻伤，且大部分都是登顶希望最大的主力队员和骨干运输队员。医务组八个工作人员从早到晚马不停蹄地给伤员打针、换药、抽水疱，经过一周时间，一些轻伤队员可以归队了，但冻伤比较严重的就只能转到日喀则治疗，其中包括队长史占春。严重减员的残酷现实，引起了登山队的不安，进山以来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的大本营，一时陷入了沮丧的低潮。恰在这时，珠峰的天气也变了，山峦间升起浓雾，天气渐渐转暖，这意味着，珠峰适宜攀登的好天气快要结束了，一旦连绵的雨季来临，就只能等下半年九十月份或来年再战了。备战一年多的攀登计划，难道真的要就此中断吗？

在沮丧、焦急的情绪中，传来了北京的命令。周恩来总理得知登山队三次行军损失惨重后指示：“要重新组织力量攀登顶峰。”接着，贺龙副总理向大本营传达了新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组织攀登。剩下几个人算几个人，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登上去！”珠峰大本营的气象工作人员前所未有地忙碌起来，探空气球不断地升上高空，矗立在山坡上的各种仪表不停运转。而这时，印度登山队也在珠峰南坡活动，双方展开了一场看不见的较量。终于，工作人员等来了好消息，5月下旬前几天珠峰山区将出现当年最后一次持续几天的好天气。错过这一次，就是大雪纷飞、能见度极低的漫长雨季。副队长许竞被任命为突击组组长，组员包括在前几次行动中担任运输任务的王富洲、经验丰富的刘连满和“轻伤不下火线”的藏族队员贡布，伐木工人出身的屈银华等10人承担最后的关键运输任务——将物资运到海拔8500米高度。

五、登顶

5月17日北京时间9点半，隆重的誓师大会后，4名突击队员带着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座高20厘米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轻装出发。出发前王富洲到医务室跟医务组长翁庆章告别时说了一句话：“我这次豁出去了，如果上不去，我也就不回来了。”抱着这样的决心，经过几天艰苦而快速的行军，5月23日下午2点，许竞一行四人顺利到达了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几个人支起帐篷略作休整，当晚，屈银华等10名运输队员背着氧气、摄影机等设备也赶到了。那时，因为无线设备在途中意外摔掉，突击小组与大本营几乎失联，只能看到6400米营地上发出的气象预报信号弹显示：“24日为好天气。”根据事先安排，屈银华留下来拍摄第二天的登山影像，其余9名运输队员则返回8100米营地休息。不料，24日早上刚走出帐篷大约10米，组长许竞就倒下了。从登山队进山至今，他一直负责开路，体力消耗实在太多了。无奈，组员们只好把许竞扶进帐篷休息，王富洲接任突击组长，运输队员屈银华临危受命，成为新的突击队员。大约2个小时后，四人来到了通往珠峰的最后一道难关——“第二台阶”处。

“第二台阶”总高20多米，相当于一栋七八层高的楼房，其下部较陡，但还能找到攀附点或支撑点，最困难的要数最上部的4米多，几乎是一道垂直的光滑岩壁。面对4米多高的岩壁，刘连满用尽全身的力量尝试攀登了4次都没能成功。贡布和屈银华也分别试了2次，结果同样是跌回原地。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四个人着急得不行，终于，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想到了搭人梯的办法。他主动蹲下当“人梯”，让队友踩着自己的肩膀攀登。屈银华先上，他实在不忍心穿着满是钉子的高山靴踩在战友肩上，便毅然脱下了4千克重的靴子，没想到鸭绒袜子太滑也上不去，屈银华又脱下鸭绒袜子，只穿一双薄毛袜打钢锥、攀爬……这个过程不过短短一个多小时，屈银华的双足脚趾和双足跟就被彻底冻坏只能切除。

依靠刘连满的人梯战术，大家终于爬上去了，但这时的刘连满却越来越虚弱了，一连摔倒了好几回。在海拔8700米处又一次摔倒后，他挣扎再三还是没爬起来，其余三人只能将他安置在一处避风又不会发生坠岩危险的地方休息，并把所剩无几的氧气留下一瓶，准备回程时再来接他。安顿好刘连满，已经是北京时间19点左右，这时距离顶峰还有100多米，如果继续前进，就意味着要摸黑行军了，此前，中国登山队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但与大本营失联的三个人没有考虑太久，很快取得共同意见：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能错过最后的时机！1960年5月24日夜里，点点星光映着雪光的珠峰高处，三个黑影在模糊的夜色中摸索着前进……北京时间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四个人在经历19个小时后，前方豁然开朗，除了星空再没有需要攀爬的路了，他们成为世界上第一支从北坡登顶的队伍。遗憾的是，受当时相机技术的限制，没有人留下这珍贵一幕的任何影像资料，今天的我们也无法想象，缺氧、寒冷、饥饿、干渴、无光的情况下，处于极限负荷的三位运动员到底是怎么抵达顶峰的。
屈银华用冰镐插进冰面作固定保护，王富洲将写着“王富洲等三人征服了珠峰！”的字条折好，和贡布从背包里拿出的国旗、毛主席像一起放进空罐头盒子里，然后放到顶峰下方约七八米处避风的碎石堆里。做完这些大概花了15分钟，最后，王富洲采集了9块岩石标本和雪样标本，三个人开始下山。

离开顶峰时，三个人一共只剩下20多升氧气。下到海拔8800米左右，三个人将最后一点氧气分着吸完，扔掉空瓶。这时，天渐渐地亮了，快到海拔8700米时，三个人看见了向他们招手示意的刘连满，在顶峰都不曾落泪的三个汉子，此刻都激动地哭了:刘连满还活着。更让他们感动的是，刘连满竟强忍着疲惫不适，把上山时队友留下的氧气保存了下来。
24日晚上，刘连满不知自己是否还有生存的可能，就用铅笔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封简短的诀别信：“王富洲同志，这次我未能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任务，由你们去完成吧，氧气瓶里还有些氧气，对你们下山会有帮助，告别了，你们的同志刘连满。”写完信，刘连满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谁也不敢相信，他竟然挺过了这一夜。四个人兴奋得相拥而泣，分享了刘连满冒着生命危险留下的氧气和18块水果糖，继续下山。山下大本营事后得知，就在他们下山途中，珠峰北坡开始飘起小雪，第二天的5月26日，珠峰天气突变，降水量急增，那时正在南坡攀登的印度队，遭遇大风雪后不得不铩羽而归。

六、尾声

1961年，《中尼边界条约》正式签署，两国历史上遗留的边界问题得到解决。15年后的1975年，中国登山队女队员潘多和8名男队员再次从北坡登上珠峰，创下男女混合集体登上世界最高峰人数最多的世界新纪录。这次登山时，队员们借助屈银华当年打下的钢锥，在“第二台阶”最难攀登的岩壁上架起了一座近6米的金属梯。截至2008年奥运圣火登顶珠峰时，约有1300名国内外的登山者通过这座梯子成功登上地球之巅，他们将梯子称为“中国梯”。

如今，以1960年的钢锥为支撑点、1975年竖立的“中国梯”已被收藏进位于拉萨的珠峰登山博物馆，“第二台阶”处又换上了一架新的“中国梯”。当年的许多登山前辈们也已故去，但一新一旧两架“中国梯”，承载着中国人探险珠峰的壮烈历史，更饱含着中国第一代登山队员的热情与无畏。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不彰显着泱泱华夏正迈向国富民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而这一路走来，我们征服了无数的高峰，天宫空间站、载人航空、探月、天眼、高铁……
也许每一次面对挑战前，我们都不知道通往峰顶的路上有多少艰难困苦、曲折迂回，但是中华儿女从来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并最终创造辉煌，书写历史。
小编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就在于我们的历史上有着无数舍小家为大家的英雄，中华英雄们将他们的伟大精神永远留在这片土地上，激励着我们前进，鼓舞着中华儿女永攀新的高峰，做永不言弃，坚持到底并最终创造奇迹的攀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