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是大非说常识，拾遗补阙话语权。拟分七篇：
《义和团：“卑贱者最聪明”的先行先试！》
《五四运动：“高贵者最愚蠢”的后知后觉！》
《四一二：蒋匪帮堕落成中华民族的死敌！》
《对倭宣战：先锋队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正统！》
《奠基：“六亿神州尽舜尧”背后的甘苦自知！》
《改开：坚决反对全面否定“二传手”！》
《洪业：于今深改破冰时，当记改开指路人！》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这本是历史的结论，确凿无疑。然而近几十年沉渣泛起，所谓“传统文化在台湾”的腔调不绝于耳，与之伴随的还有“崖山之后无华夏”“中华正统在日本”之类的阴阳怪气。有识之士当然不屑一顾，甚至懒得辩驳，却让邪门的声音越传越大，谬种流传之下荼毒了不少单纯的网友。有鉴于“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今天就用历史事实回答中国共产党如何作为先锋队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正统！

一、祀戎重敬天法祖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利乐征伐，最见真章。
1941年的12月9日，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向早已侵略中国占领中国主要经济中心和交通干线区域的日本，正式宣战了。由当时的政府主席林森签署对日本宣战的布告，全文如下：
    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
        （1941年12月9日）
    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在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此中国政府屡经声明者也。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强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
    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
    主席　林森

此时，日军的罪恶铁蹄占领了整个东北已经过了十年，打响了全面侵华枪声的卢沟桥事变也已经过去了四年，日军以极其残酷残暴的手段，枪杀、活埋、刀砍、枪刺、强奸、纵火、抢劫……灭绝人性的暴行，夺走了难以数计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的生命，尸骨堆满了苦难大地，鲜血染红了滚滚江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日军步步进逼，占我国土、杀我同胞、掠我资源与财富的情况下，中华民国政府居然没有向日本宣战！
直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12月8日美国正式向日本宣战的第二天，12月9日，面对穷凶极恶极端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中华民国政府终于正式宣战了，但是这个迟来的宣战布告，读起来却让人感到是那么的软弱。
尤其是这些表述：“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强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字里行间，对日本侵略者十分忍让。
日寇亡我中华之心早已昭然若揭，此布告居然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期间，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把和平的到来，寄希望于日本的终能反省和悔祸，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而“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似乎也在说，如果日军不进一步进攻美国挑起太平洋战争，美国不向日本宣战，国民政府也不会向日本宣战。
对于侵略者如此怂包的国民政府，如果居然说它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正统，那我们中华民族恐怕早就沉沦一万遍不得超生了！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二十万东北军接受上级不抵抗的命令，退出东北，导致日军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东北全境，巨量的武器装备和物资、资源、财产拱手送给日军。现在人们说不抵抗的命令不是出自于国民政府最高当局，而是东北军司令张学良所为。但是无论是谁下的命令，中国军队和政府的软弱可歁、退缩忍让，都给了日军以可趁之机，助长了日军扩大侵略的野心和气焰。
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日本侵华的图谋视而不见，一方面指望日本良心发现停止侵略行为，另一方面指望美英等西方国家干预和制止日本对华入侵，直到1939年1月，蒋志清仍在解释“抗战到底”之“底”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

被侵略者爆锤十年而不敢宣战，对铁蹄蹂躏下的东北大地弃之不顾，这是国党留给民族的耻辱烙印，让中国人民在后世都抬不起头来。幸好在倭寇侵犯的初期，还有另一群中国人立即做出反应，对倭宣战，让国家和民族得以稍存体面。
1931年9月19日，先锋队满洲省委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的宣言》，这是中国十四年抗战史上，也是世界二战史上受侵略国家向法西斯国家发出的第一个正义宣言。9月22日，先锋队中央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的事变决议》的宣言并组织了抗日武装游击队。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了太祖文皇帝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对日宣战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宣言》，4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通电全国全世界对日宣战，通电内容与《宣言》相同。

值得指出说明的是，中华苏维埃虽然局促于国军重重围困对东北鞭长莫及的南方一隅，但先锋队对倭宣战绝不是光说不练，隔岸观火。在东北抗战中，先锋队始终作为中流砥柱领导对倭作战。
1931年到1937年之前的整整七年时间里，东北抗倭一直没有得到国府任何支持。“九一八事变”后的一年时间里，东北的多种抗倭义勇军武装达17万人先后流散。
东北军在不抵抗的命令下撤出时，不肯竖起降旗的是九一八以后张学良委任的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1931年11月4日，日军向江桥守军阵地发起猛攻。马占山下令抵抗，史称“江桥抗战”，打响黑龙江抗敌第一枪，之后多次鏖战，坚决抗日。在此期间，他曾多次致电北平和南京政府，“黑省情形，已如釜底游鱼，环境实属险恶，惟恳诸君，迅即决策，果与援助，以解危亡!” 
起初他通常能接到六个字的回电“静候中央命令！”或“等待国际调停！”可到了后期，不论是南京政府，还是北平行营，干脆连搪塞的话都懒得回复了。

最终在一场没有国府支持的战争中，马占山用尽计谋，甚至诈降日本，骗取日本军饷物资，争取缓冲时间，最终在反攻齐齐哈尔的拉哈之战失败后退守苏联。
黄显声将军组织的以沈阳警察为主体建立的辽南抗日义勇军，也只坚持到1932年左右（黄显声后来长期关押于重庆白公馆渣滓洞，1949年11月27日被临逃亡台湾前的蒋匪帮杀害）。到了1932年底，随着义勇军主力相继移至热河地区和退入苏联境内，以义勇军为主导的东北抗战渐次沉寂，步入低潮。
危难时刻，先锋队挺身而出，领导东北抗日联军及其前身东北反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在日本侵略者的大后方，浴血奋战、艰苦斗争。
1931年10月起，先锋队满洲省委先后派遣200多名优秀成员到各部义勇军中参加领导工作。到了1932年1月，先锋队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开始成为东北抗日武装的主力。1932年，派李兆麟等到辽阳一带，派周保中、李延禄等去吉东地区开展抗日救国军工作，派杨靖宇到磐石整顿和发展游击队，派冯仲云去汤原创建游击队。1933年秋，派赵尚志到珠河建立抗日武装。
到1934年，已建立起大小7个抗日游击区，并在此基础上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至第六军。1936年2月，在人民革命军的基础上，组建东北抗日联军，到七七事变时，东北抗日联军已编成10个军、1个独立师，共3万余人，并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和北满3大游击区，威胁着日伪统治。
1942年初，抗联斗争受挫、损失严重，各部先后退入苏联境内整训为教导旅、留下小部队坚持斗争。1945年8月，抗联教导旅协同苏联红军进军中国东北，后与进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合编。
领导东北抗战的领导人来自全国各地，抗联创始人先锋队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是广东人，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委杨靖宇是河南人，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是云南人，第二路军政委赵尚志是热河人，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是江苏人，第三军二团政委赵一曼是四川人。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人都是当时先锋队的精英，1927年5月加入先锋队的杨靖宇（注意时间，此时蒋志清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已经发生，此时加入先锋队，胆识惊人！）是抗联中能力最全面的领导人，当选过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杨靖宇和赵尚志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活跃在白山黑水间坚持抗战的两颗最为耀眼将星，二人并称“南杨北赵”。杨靖宇被东北人民甚至是日本鬼子称为“山林之王”、“东北虎”，被中国人民誉为“民族之魂”，死后日本鬼子由衷钦佩，不得不为其主持“慰灵祭”。被东北人民誉为“北国雄狮”的赵尚志是东北抗联中最能打仗的领导人，其纵横北满，神出鬼没，不死不休的敢斗精神令日本人心惊胆战，头痛不已，被日本鬼子敬称“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他牺牲后日本鬼子根本就不敢相信，找来叛徒反复确认。
甚至1941年10月26日至30日，先锋队中央在延安召开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33人的名誉主席团中，中共代表有3人，除毛润芝、朱玉阶之外，另一人即为杨靖宇，可见其地位之高、影响之大。而那时杨靖宇牺牲已22个月，关内尚不知，可见抗联孤军奋战之悲壮、之无助！
杨靖宇牺牲时年35岁，被敌人割下头颅，解剖遗体。
赵尚志牺牲时年34岁。
汪雅臣牺牲时年30岁，被敌人割下头颅。
陈翰章牺牲时年27岁，被敌人割下头颅。
夏云杰牺牲时年33岁。
张甲洲牺牲时年31岁。
李学福牺牲时年37岁.
李延平牺牲时年35岁。
王光宇牺牲时年27岁。
韩仁和牺牲时年28岁。
许亨植牺牲时年33岁.......
这些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受组织委派，来到条件最为艰苦的抗倭前线，在自身弱小、敌人强大、孤立无援的恶劣环境下孤军奋战。在严酷的环境下，在敌人凶残的绞杀下，东北抗联遭受了几近覆灭的严重挫折。仅11个军的先后19名军长、代军长中，就有9名牺牲：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延平、夏云杰、陈荣久、汪亚臣、柴世荣、许亨植......坚持到抗战胜利的，只有四人。
他们断头颅，洒热血，为的是子孙后代，不断头，不屈膝，堂堂正正做个人。正如后人在黑龙江密林中发现几棵大树上铭刻的“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通电全国全世界对日宣战的号召和组织，先锋队员前赴后继、敢于面对、勇于担当的牺牲，对比国府十年后迟来的畏葸软弱吊洋人膀子的布告，血写的历史事实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先锋队真正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主脉正统。
这一点，在当时可能还只能算是少数有识之士的灼见。到了1937年清明节，已经“突破重围去抗日，高举红旗上延安”的先锋队，则以太祖文皇帝亲笔书写的一篇《祭黄帝陵文》向世人明白无误地昭示了中华民族正统传承者的定位。
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黄帝陵显示出最强健的中华心律和最强劲的民族凝聚力，在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旗帜下，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共赴国难。两党同祭黄帝陵，被史学家认定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标志性事件，国党方面则以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致祭：
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民族扫墓之期，追怀先民功烈，欲使来者知所绍述，以焕发我民族之精神，驰抵陵寝，代表致祭于我开国始祖轩辕黄帝之陵前曰：
粤稽遐古，世属洪荒；天造草昧，民乏典章。
维我黄帝，受命于天：开国建极，临治黎元。
始作制度，规距百工，诸侯仰化，咸与宾从。
置历纪时，造字纪事；宫室衣裳，文物大备。
丑虏蚩尤，梗化作乱；爱诛不庭，华夷永判。
仰维功业，广庇万方；佑启后昆，恢廓发扬。
追承绩猷，群情罔懈；保我族类，先灵攸赖。
怀思春露，祀典告成；陈斯俎豆，来格来歆！
国党的祭文32句，除祭文小序“焕发我民族之精神”一语提及现实感外，通篇例行公事地追述黄帝功业，显得普通平庸，在民族危亡同胞携手共御外侮的关头如此糊弄祖先，简直可以说是麻木不仁了。

先锋队的太祖文皇帝则很重视这篇祭文。他在３月下旬即已写好，并于29日寄给曾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到过延安采访的范长江，希望他“可能时祈为发布”。4月5日，林伯渠受毛润芝、朱玉阶委派，代表中华苏维埃全体人民在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祭陵仪式上宣读祭文：
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敬派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而致词曰：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
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
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

这篇《祭黄帝陵文》，感情真挚自然，情绪慷慨激昂，文笔流畅，语句精练，采用汉语四言古体，共56句。内容可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高度精辟概括了轩辕黄帝的伟业；
第二部分追溯了自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发动和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境界；
第三部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北上抗日”，从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行程二万五千里，历经艰险，来到抗日前线，志在“还我河山，卫我国权”的抗日决心，提出“民族阵线，救国良方”的抗日主张，号召和呼吁“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商抗日国是，共谋抗日大计，共同抗日救国。中国必将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全篇昭告明志，一切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为念，“万里崎岖，为国效命”的情怀溢于言表。同时，呼吁各党各界，求同存异，同仇敌忾，共御外侮，使赫赫始祖之伟业，如凤凰之再生。此番告祭情怀，不独远超国党祭文，历代祭文也无出其右。实际上是太祖文皇帝代表先锋队发布的号召全民族抗战的宣言书，也是先锋队及其领导的军民誓为抗日救亡之先驱的“出师表”。

慎终追远，敬天法祖；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逝者安详，生者奋进，是为清明。先锋队就在人文始祖的清明祭礼上，完成了中华民族正统传承人的身份确认。
二、根源正自行王道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身正，不令而行。
不同于纠合黑帮利用会党起家的同盟会，先锋队组织的根基源头都是知识精英文化人。创始人“南陈北李”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李大钊(1889～1927)六岁入私塾，熟读四书五经；二十五岁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从1920年7月起，李大钊担任北大教授，为北大史学系学生开设“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在经济系开设“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课，在法律系开设“社会主义”课，在政治系举办“现代政治讲座”，还开设“唯物史观研究”；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授“女权运动史”、“史学思想史”、“社会学”、“图书馆学”等课程。
陈独秀(1879～1942)出身官僚家庭，六岁开始随祖父读私塾，十七岁时中秀才，而且是第一名；后三次留学日本，1909年回国后，在杭州浙江陆军学堂任国文史地教师；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和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很快声名鹊起，1917年1月被聘为北大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一职，在北大以《新青年》为阵地掀起新文化运动，是扛把子第一旗手。
先锋队一大的13名代表，其中4人有留学日本的大学学历：
李汉俊(1890～1927)十二岁去日本，1915年7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学科，1918年回国，在上海从事翻译和撰述，宣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1920年，李汉俊与陈独秀一起，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的先锋队早期组织，并创办《劳动界》周刊。
李达(1890～1966)两次赴日本留学，1917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理科；1920年8月由日本回国后，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先锋队的早期组织，并于同年11月主编《先锋队》月刊。
董必武(1886～1975)从小跟随教私塾的父亲读书，1903年考中秀才，1905年入湖北省文普通中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赶赴武昌投奔军政府任秘书，后曾担任过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员、湖北省军政府总务科长；1914年赴日本留学，1917年毕业于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专科，回国任律师，1920年创办私立武汉中学。
周佛海(1897～1948)起初在乡塾接受启蒙教育，后考入沅陵县高等小学堂，1917年在好友和学校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面对600名报考者只录取50人的困难，与李达同时考进了同期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这也算是历史的一种巧合。
国内大学学历4人：
陈公博(1892～1946)六岁开始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小说，九岁正式拜自命为“康梁传人”的梁雪涛为师，直至十五岁，主要学习儒家传统的四书五经；1914年考进广东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夏天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年夏从北大本科毕业回到广州，在母校广东法政专门学校任教授。
张国焘(1897～1979)出身拥有良田千亩、人代代读书出仕、名震一方的地主乡绅之家；1916年暑假考入了北京大学，被编入理工预科一年级第三班，后转入理学院。
刘仁静(1902～1987)十二岁考入武昌博文书院，两年后升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就读，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外语系学习，1921年出席先锋队一大会议，担任国际代表马林的翻译。
陈潭秋(1896～1943)出生于湖北黄冈书香之家，祖父陈畴中过举人，终生在乡间教书，是当地名流；1916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1920年和董必武、刘伯垂等7人创建武汉先锋队小组，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
国内中师学历4人：
毛润芝(1893～1976)八岁开始读圣贤书，十七岁到湘乡县东山小学读书，二十岁考入公立湖南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四师并入第一师范学校；1917年10月至1918年5月任一师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1918年发起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主编《湘江评论》，1920年同何叔衡等创建长沙的先锋队早期组织。
何叔衡(1876～1935)少年时期一面在家务农，一面断断续续读了8年私塾，1902年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秀才，不久仍回乡种地兼教私塾为业，被世俗之人讥笑为“穷秀才”；1913年春，已三十七岁的何叔衡到长沙报考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成为该校年纪最大的学生，与比自己小17岁的毛润芝结为挚友；后来到长沙市内的中学任教，还担任省通俗教育馆馆长。
王尽美(1898～1925)十二岁入村塾学习《论语》、《大学》，1913年升入枳沟镇高等小学堂，是该校唯一一位免费生；1915年高等小学毕业后回家务农，通过阅读报刊求索救国救民的真理，1918年4月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
包惠僧(1894～1979)十八岁考入了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7年夏毕业后回乡任教，1919年春到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做旁听生，回到武汉后做《大汉报》、《汉口新闻报》外勤记者，1920年参加武汉先锋队小组。
中学学历1人：
邓恩铭(1901～1931)六岁入私塾，十岁进荔波县立初等小学，1918年考入了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在五四运动期间的共同斗争中，同省立第一师范学生王尽美结成亲密战友，1920年加入先锋队小组，11月21日与王尽美等组织励新学会，被选为学会领导成员。

出席先锋队一大的13位代表，就其社会成分而言均属于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着当时全国的50多名成员，而这50多名成员也都是知识分子。散布全国各地（甚或说全球各地）深受传统文化滋养的知识精英，不约而同地在20世纪二十年代选择了马列主义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武器，这是华夏原生文明传统精神正源的回归！
这个举动，打开了宋明以降知识分子缺乏自信而日趋保守狭隘非此即彼易走极端要么僵化保守唯我独尊要么全盘西化投降跪舔的小心眼，恢复了周秦汉唐时中华民族恢弘豪放的气度和深沉博大的胸怀。
不要小看这一点，开放的心态，是中华民族永葆活力的支柱之一。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华夏自有胸襟气度，日月山川，世间万物，尽可为我所用，“学在四夷”有什么稀奇？对华夏有帮助，拿来主义直接用就是了。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的华夏文明，两个超弱项短板就是意识形态感召力和民众动员组织力，而这正好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最拿手的强项，选武器，就选最好的，有什么理由拒绝？
先锋队的初建，是中华文明正源和世界新锐怒潮的合流，境界比那些“师夷长技”“中体西用”的酸辞高到不知哪去了！作始虽简，其成必巨。
开放可能导致鱼龙混杂，先锋队用长期的战斗保持了正向淘汰机制，大浪淘沙，淘出去的是陈公博周佛海这样的软骨头败类，张国焘这样的野心家······留下了金不换的硬骨头。经过二十八年的战斗，新中国成立之时，全国只有300万先锋队员，而有名有姓可查的烈士就已达370万！
很多先锋队的烈士可能还不识字，可能没文化，但都知道要做一个仁义的人，就是命可以丢，但不能出卖朋友，先锋队是我最好的朋友。大家看有多少老乡为掩护八路军，很多影视剧里都表现一个小八路藏在家里，敌人来抓，把自己的儿子交出去了。这跟马列主义毫无关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赵氏孤儿》教的。

所以传统文化对先锋队更有决定性的作用，硬骨头中国人前赴后继不离不弃九死不悔的根源不是马列主义，而是根源于先锋队高扬了盘古之魂，这是华夏精神的大本大源。
盘古是华夏文明的创世神：“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死后骨节为山林，体为江海，血为淮渎，毛发为草木”。
在这里可以清晰的看到，盘古是为了开天辟地而精疲力竭，死后身体化为日月、山林、江河、草木，这就是我们文明初期对世界是怎么诞生的一种解释。在我们的创始故事中，中国的创世神是真正无私和慈悲的，开天辟地之后，不论是否死亡，便在中国的神话体系中隐去了，没有做惩罚或者奖励人类的幕后黑手。
盘古开辟了天地，我们生长在天地之间，我们生而自由，这就是华夏文明与其他文明截然不同的地方，决定了文明的走向。斧头劈开新世界，人间遍种自由花，到处是不愿意做奴隶的人！

1927年9月，面对蒋志清无耻背叛后黑云笼罩的混沌世界，“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骨子里的伟大秉性，天地合压迫我们，我们就用斧子挥开天地；缺人了，我们就去捏土作人；天破了，我们就去炼石补天；天黑了，我们就钻木取火疾病横行，我们就以身试法尝百草；洪水来了，我们就挖渠疏导；东海作恶，我们就把东海填平；十日当空，我们就射下来九个；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扛着镰刀斧头旗帜的先锋队，高扬盘古之魂，践行禹墨之道，深入基层、组织和教育基层人民。变“为人民代议”为“为人民代役”，变“代表人民”为“深入群众”，变“让人民说话”为“为人民服务”。凡此诸端，无不是对华夏传统王道理想的继承和超越。先锋队所到之处，文化无不推陈出新、升级换代，全方面碾压散发着一股陈腐的士大夫气的国党，在“制礼作乐”方面完胜。
国统区的抗战歌曲，总体上是悲情沉郁多于明朗自信。国党最出名的《知识青年从军歌》：“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衿，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
要深入了解《知识青年从军歌》歌中人物的事迹，并由他们的榜样而激发出同样的“忠君报国”热情，不在书斋里苦读十年八年是不可能的，以民国的教育普及程度，恐怕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理解这首歌，这种孤芳自赏的闭门自嗨对民众的动员效果接近于零。
再看先锋队解放区脍炙人口、传唱至今的歌曲：
《到敌人后方去》，“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
《游击队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鼓舞了千千万万的游击队战士。
《八路好》，“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打仗为那桩，八路军打仗为老乡。”
《八路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直到今日每一个当过兵的人都会唱这首歌。
《团结就是力量》，铿锵有力!
《在太行山上》，“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铁壁铜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绝美的抒情画面，同仇敌忾的抗日烽火，坚定顽强的胜利信念。
《延安颂》，“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城墙，筑成坚固抗日的阵线，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在历史上灿烂辉煌。”不错，延安早已成为中华民族誓死抵抗外侮坚韧不屈的象征。
《南泥湾》，优美的旋律，加上郭兰英甜美的嗓音，谁个不爱听!
《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
《歌唱二小放牛郎》，“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孩子不知哪去了。”
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全部是抗战时期创作的，因为接地气，所以歌曲生动、优美，至今不衰。所以当时的先锋队看起来土，其实从文化的角度看，比国民党已经领先了整整两个时代。

在《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中，王者气象呼之欲出。“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我们既要救国，又要担负人类解放的责任。
三、武德兴人民主体
先锋队的王者气度在于唤起了人民的主体性，振奋和发扬了武德，锻造了一支武德充沛的人民军队。
人类史大部分都是残酷无情的生存斗争史。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无法长期独立生存，没有不被异族征服控制的。
春秋时代的军队大体上为各国贵族所包办，战争规模比较大，军队下层也包括当时所谓的“国人”，也就是庶民里最上层的自由民。春秋的军队既以贵族为主要成员，所以当时风气皆以当兵为荣，士兵一般也遵守武士的行为规范。春秋时期对“武”或“武德”解说最详的是楚庄王曾提出“武”的字义是“止戈”，并说明“武”的广义作用：“武、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
传统中国最健全的尚武时代是战国。列国之间战争规模日益扩大，生存竞争日益激烈。因此，各国不得不解放农奴为自耕农，实行普遍的征兵制。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人民尤其肯当兵，为国家尽责，藉农、战以求仕进。《商君书》最重要的就是篇章《农战》，西汉因为继承了秦“农战”的传统，才能够击溃匈奴，但是，因为西汉偏重亲戚权贵，秦以战功行赏罚的制度，即使在武帝时代也已经被严重破坏了。
东汉光武帝废内地郡国兵，又废了更戍（征兵）制以后，兵的品质，每况愈下。东汉时期，汉族的人一般都已不愿当兵，也不能当兵。兵源大多仰仗内附的外族，早已种下五胡乱华的根苗。
唐代建国，府兵制是基础，其核心是选拔品质优秀的农家子入伍，故每次征兵，都是在基层选拔积极分子的仪式，每次退伍，又起到了在基层壮大积极分子的作用。可惜在沉重赋役担负和将弁剥削之下，府兵制内的士兵，从武后时起，已经大批逃亡，使得玄宗的不得不废府兵而采取募兵制，埋下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的祸根。
唐末、五代、以至北宋，将领防止兵士逃亡，往往在兵士面上刺字，使士兵们毕生戴上社会贱民的烙印。明初卫所制度二百余万平民一被列入军籍，法律上子孙永无脱籍机会，清查军籍的法令虽多，兵士逃籍的也越来越多，明皇朝不得不靠各将领自行组织的多种“民兵”。
清代八旗兵士，入关不过几十年，已习于安逸，坐吃山空，靠皇室周济；汉人组成的绿营，以当兵为世业，从开始操练与应役不分，号衣之外，另有应差衣帽，从乾隆末年起，绿营兵士的地位比近代勤务兵还不如，无异僮仆。
国党军队在与先锋队合作的黄埔时期，差强人意，自蒋志清背叛革命后，日趋低劣；抗战最后两年，在西南各处不时见到脚戴铁链长串踉跄的活骷髅-国府拉去补充兵源的“壮丁”！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是传统中国兵士品质低劣、身份卑贱积累史实的结晶。两千年来，中国屡次部分地或全部地被异族征服，近百余年来饱受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都是“武德”沦丧的后果。
但正值民族面临旷古未有的生死斗争期间，久已沦丧的“武德”开始复兴了，先锋队领导的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是人类史上从来没有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军队。
先锋队崇高“武德”的出现，将两千六百年前楚壮王所讴歌的“武德”全面发扬光大于朝气勃勃、顶天立地、勤朴武健的新社会，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起了革命性的涤清作用。

同一时期的国共两军，“武德”差距不啻天壤，当时不管哪支军队，下层军官和士兵皆来自中国社会底层，他们参军时的家庭出身和文化程度，从宏观角度看没有什么区别，文盲比例一样大。但国军军阀习气严重，根本不注重文化教育，作战训练之余喝酒赌钱。而共军则是一所大学校，部队有专门的文化教员，战士们作战训练之余识字学文化，很多人就是参军后识字学文化成名成家的。
这不单只是军队教育的比拼，而是先锋队唤起了坚定、乐观、鲜明的人民主体性，被充分动员起来的人民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而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从无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历代盛衰兴亡关键无一不在于广义的国家组织能力。传统中国悠久历史之中，战国、秦、西汉这段时期国家组织能力最强。西汉以后，层层自上而下的国家组织之中往往发生不少阻力，消弱了国家组织能力。在内忧频仍外患空前的二十世纪，偌大的中华民族已像“一盘散沙”。
先锋队却能在短期之内，将一盘散沙般的民族转变成空前富于组织能力的决胜力量。原因何在？分析起来，影响国家组织能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是否有积极性。“兵民是胜利之本”！先锋队到落后的农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与民众同甘共苦，从基层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力量。
同时先锋队不是专靠形式上的组织，而是特别注重政治、社会上每个阶层之中，各种阶层之间，不断地搞思想教育、讨论路线问题。“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先锋队之所以最重视思想教育，与我国源远流长的理性与人本主义的传统关系至深。

早在史前和商代，宗教的重心已经不是正统的神，而是广义的“人”。至晚在商、周之际，理性和人本主义的思想已经萌芽。周初政治家虽表面上谈“天命”，实际上不但对“天”的权威表示怀疑，而且强调国家的兴亡基本上是靠人民的意志和努力，“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先锋队将“民为邦本”的人本主义传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传统上为制造士大夫的教育发扬光大人民服务的教育，充分激发了人民和国家的组织能力。以人民的意志与努力改造人类社会，既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又是“古为今用”最辉煌的成果。
传承了中华民族主脉正统的先锋队，有勇气无条件地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比新中国开国的气魄和规模更加宏远的。
这个论断为什么经得起未来历史的考验？敬请关注下一篇《奠基：“六亿神州尽舜尧”背后的甘苦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