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天
下

《史记·封禅书》载：“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
《唐年补录》载：唐咸通末，舒州刺史孔威进龙骨一具，因有表录其事状云：“州之桐城县善政乡百姓胡举，有青龙斗死于庭中。
《辽史·太祖本纪下》记：“神册五年（920 年）夏五月庚辰，有龙见于拽刺山阳水上。
《清史稿》载：“浮山有龙飞入民间楼舍，须臾烟起，楼尽焚”。
数千年来，龙一直被当成皇权的象征，古代皇宫装饰及宫内器物多以龙纹装饰，皇族的服饰上也多以龙纹装饰，这种对龙的终极推崇本质其实是对极权的变相粉饰，由此以彰显皇权神授的思想。但是龙真的存在吗？

龙是怎么来的？
龙大体可以分为三种：青龙，为“四圣”、“四象”与“天之四灵”之一，又称为苍龙；黄龙，又作应龙，即背生双翼的龙；火龙：即可以吐火的龙。然后又根据状态不同，可分为蟠龙、云龙等。龙是怎么来的，历史上众说纷纭，但是不论是那种说法，都作为一种龙文化被代代传承了下来，小编总结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传说一、龙生龙。即有龙，必有公母龙，即可能是繁衍而来；
传说二、巨蟒化龙。巨蟒在深山修炼百年，然后乘雷电飞天化身成龙；
传说三、蛟化龙。《述异记》记载：“蛟千年化为龙”。；
传说四、鱼化龙。民间流传鲤鱼跳龙门成功后，即可化身成龙。
《本草纲目·翼》云：“龙者鳞虫之长。王符言其形有九似：头似驼，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其背有八十一鳞，具九九阳数。其声如戛铜盘，是也。龙的形象特点总结起来就是：角似鹿、头似牛、眼似虾、嘴似驴、腹似蛇、鳞似鱼、足似凤、须似人、耳似象。关于龙的叫声，清代袁枚则在《子不语》中写到“雷雨晦冥，龙来哀号，声若牛吼。


中国的龙文化要追溯到远古时代。目前最久远的考古发现是距今8000年的“龙形堆塑”，这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龙，坐落在辽宁阜新查海原始村落遗址广场中心，是褐色石头堆砌而成，全长20米。其他地方也出土了不少七八千年前的有龙纹的陶器。这些说明，中国的龙文化起源于史前，经历一代代相传，内涵越来越丰富。
到目前为止，没有官方的消息证实龙是真的存在，但是在之后的一个真龙吃人的照片流出来之后，就受到了极大的关注，那么有哪些证据可以证明，龙其实是真实存在过。
2010年的10月26日，有目击者称看到了真龙吃人的照片，这个照片一出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而且网上还有活剥真龙的照片，据说他们所捕捉的这条龙是世界上仅存的三条蛟龙之一。
真龙吃人事件发生在昆仑山，而昆仑山本来就有着第一神山的称号，因此昆仑山也被称为了“龙脉之祖”。除了昆仑山的真龙吃人事件，也还有其他的证据无法用科学来解释，更加证明了龙或许真的存在过。


营口龙尸事件：在辽河的北岸一个芦苇塘发现了一个巨型的动物白骨，这个白骨的身体大约有十米长，而且头部有两个角，这个尸体的发现也引来了很多人的参观。据了解，这个龙骨是一个老人发现的，其实早在七十年前，营口就发生过一个天降巨龙的事件，而且让人震惊的是，这个神秘的生物，其实居民已经两次见过他，还有过近距离的接触。
除了营口龙骨事件之外，在辽宁省的档案馆里面也有龙的记载。据说是在1934年，也是发现的龙骨，当时发现的龙骨肌肉腐烂，也只剩下了一堆龙骨完整，但是这个就是是不是龙骨，还是众说纷纭。
但是除了尸体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出现过活龙的身影，他们偶尔出现在水中，又是也腾云驾雾出现在天上。这些证据说明，或许龙其实真的存在，否则我们的祖先也不会凭空的想象出这样的一个动物。


1996年出土于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县新铺乡的“新中国龙”化石，龙首上有对称的一对“龙角”，与神话中的龙非常相似，引起了古生物学家的关注。该化石收藏于贵州省安顺市兴伟古生物化石博物馆，保存得非常完整，总长七点六米，龙角从头部的最宽处左右两边长出，双角对称，长约二十七厘米，略显弧形，这对“龙角”在龙头上翘出，酷似传说中龙的形象。贵州关岭新铺的“新中国龙”化石的“龙角”，为中国首次发现，为古代传说中长角的神龙提供了实物佐证，为龙的形象起源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有重大的科学和历史价值。
孙思邈历览前代医籍，以方书浩博，简册繁重，难于寻检。他根据自己在医药学上的研究和实践，删繁就简，编为《千金方》，“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之济，德踰于此”。（《千金要方序》）是书简易实用，可以救急，故曰《备急千金要方》。这部书包括对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卫生等各方面，尤其注重对妇科、儿科疾病的治疗，所以把妇人方、少儿方列于全书之首。他又把晚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撰成《千金翼方》三十卷，作为《千金要方》的补充，书中收载了当时所用药物八百余种，对其中二百多种药物的采集、炮制等不仅作了详细的记述，并且补充了许多治疗方法。孙思邈认为食物对养生、治病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他在《千金方》中特别列出《食治》一门，详细介绍了谷、肉、果、菜等食物疗病的作用。并注重饮食卫生，如主张“食欲数而少”（《千金要方?养性》），即多餐少吃，“熟嚼”，不吃陈腐的东西，食毕要嗽口，以及“食止，行数百步”（《摄养枕中方》），等等。他认为作医生的应当先了解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千金要方?食治》）他说:“药、食两攻，则病勿逃矣。”（《千金翼方?养性》）还主张把药物与针灸结合起来治病，所谓“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千金翼方?针灸》），这是医学上提倡综合治疗法的先声。当然还应指出这些书里还夹杂一些鬼神迷信的糟粕，这正是作为道教徒的孙思邈的宗教世界观的局限性。
明正统《道藏》中所收医药类书籍自《黄帝内经素问》、《八十一难经》以及上述之《肘后方》、《千金方》等约二十部，但还有一些道教医籍如张三丰《仙传方》、赵宜真《济急仙方》、邵真人《青囊杂纂》、臞仙《寿域神方》等都未收入。总之，道教是重视医药的，虽然其出发点是为了宗教上的求仙长生，但其内容包含有不少科学的有价值的东西，应该引起重视，加以发掘整理。
一、道教与医药
道教为了达到成仙长生的目的，首先得却病延年，而医药的作用也在治病、防病、延寿。所以，医药成为仙道修炼的重要方术之一，凡是学道求仙的人必须懂得医药，医药成为有知识的道教徒的必修功课。道教徒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成仙，长生不死。《抱朴子?对俗篇》说:“知上药之延命，故服其药以求仙。”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才用来治病。上药中的上上品就是道教的金丹大药，葛洪说九鼎神丹服之都可以成仙，如云:“九转之丹，服之一日得仙。”还丹“服之一刀圭，即白日升天。”（《抱朴子?金丹》）但是这种金丹是经不住实践检验的，历史上许多求仙心切的人，吃了金丹大药，不仅没有成仙，反而中毒死亡，不仅不能延年，反而短命。所以古诗上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历史上服丹而死的事例不少。唐朝诸帝，如宪宗、穆宗、武宗、宣宗都是服丹药中毒死的。①五代时南唐烈祖李昪使道士史守冲等炼金石为丹。李昪服金丹中毒，临死时给他的儿子齐王李璟说:“吾服金石欲延年，反以速死，汝宜视以为戒。”（《南唐书?烈祖本纪》）自宋以后炼外丹服食术求仙之风才日渐衰微。隋唐以前由于道士一直追求金丹妙药，总是千方百计地去寻找长生不死的“上药”，这种“上药”事实上是没有的，上药不可得，只好退而求其次，找寻可以延年益寿、治病养生的中、下药。为了服食，必须懂得医药，所以道教徒中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都是著名的医药学家。
《神农本草经》是战国、秦、汉以来药物知识的总结。这部书里就带有明显的方士和仙道的色彩。它把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药一百二十种，久服可以轻身益气，不老延年。中品药百二十种，可以抗御疾病，补虚弱。下品药百二十五种，可以除寒热邪气，破积聚。葛洪引《神农四经》说:“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遨游上下，使役万灵，体生羽毛，行厨立至。……中药养性（生），下药除病”。（《抱朴子?仙药》）可见上药就是修道求仙所追求的，这些药物大都出战国秦汉时方士所传，其中对好些药物都说:“不老神仙”，“长生不老”就是证明。在《汉书?艺文志》里就把“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四类书同列于方技略，正说明古代迷信与科学是互相杂糅混在一起的。在上品药物中列于首位的就是历代方士奉为仙丹妙药的丹砂。葛洪说:“仙药之上者丹砂”。（《抱朴子?仙药》）“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远矣，故能令人长生。”（《抱朴子?金丹》）葛洪在炼丹中做过这样的实验，把丹砂（HgS）加热离解出水银，水银和硫黄反应，加热升华，又生成丹砂。道士们不理解其中的化学反应，把它看得很神秘，视为仙丹，结果许多人服之中毒而死。李时珍批判道:“水银乃至阴之精，禀沉着之性。得凡火锻炼，则飞腾灵变，得人气熏蒸，则入骨钻筋，绝阳蚀脑，阴毒之物，无似之者。……《抱朴子》以为长生之药。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本草纲目》卷九水银条）
葛洪（283-363年）丹阳句容（江苏句容县）人。他“综练医术”，（《晋书》本传）是著名的医药学家。葛洪医药方面的著作有《玉函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神仙服食药方》十卷，《黑发酒方》一卷等。他感到医药的方书卷帙烦重，加以选辑整理，编撰成《玉函方》一百卷。又将方便经验方编撰为《肘后要急方》，用以救急，便于携带，可以悬于肘后，故又名《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它包括传染病、慢性病、外科、眼科、小儿科及兽医等各方面。对各种病的起源、病状、治疗方法都有所叙述。如其中关于痘症（天花）流行和结核病的记述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记载。又提出用狂犬脑敷贴伤口来治疗狂犬病的方法，这也为后来科学证明狂犬脑里含有抗狂犬病毒的物质。《肘后方》经陶弘景增补为《肘后百一方》，“取佛书人有四大，一大辄有一百一病之义名之” （《直斋书录解题》）。以后金代杨用道又取唐慎微《证类本草》中所附药方，加以增补，名为《附广肘后备急方》，足见这部书为历代医学家所重视。
陶弘景（456-536年）丹阳秣陵（江苏南京）人。弘景知识广博，是南朝著名的道教学者。史称其尤明“医术本草”。（《梁书》本传）他的医药学著作有《本草集注》，增补葛洪《肘后方》为《肘后百一方》，还有《药总诀》、《效验施用药方》、《集金丹黄白要方》、《服草木杂药法》、《灵方秘奥》等。
如上所述，由汉代结集的一部古代药典《神农本草经》载有药物三百六十五种，分为上中下三品，这一分类法受炼丹方士的影响，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成仙，显然是不科学的。《本草》经过汉魏晋以来的历代传抄，字义残缺，品次错杂，弄得很混乱。陶弘景是精通药物学的，他在《本草》学上的贡献是:（一）整理了《神农本草》，陶弘景在《本草集注》中改变了把药物按上中下三品分类的方法，他根据药物种类的不同分为玉石、草木、虫兽、米食、果、菜及有名未用七大类，这种分类法显然比三品法更科学、更明确一些。以后唐代的《新修本草》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分类都是在这基础上加以改进的。（二）根据汉魏晋以来几个世纪许多名医用药的经验加以提炼总结，于《神农本草》三百六十五种药物之外，又增补了三百六十五种药物，取名为《名医别录》，把《本草》中药物发展成七百三十种。（三）对药物的性能、形状、特征、产地都加以说明。对于一种药物有多种性能的，就以它主要的功能为本。中医在用药上本有君、臣、佐使的分别。但在《神农本草》中则以上品为君，中品为臣，下品为佐使，这种机械的划分显然是受了炼丹家方士的影响。陶弘景以药物主治之病来确其性能，如治黄疸病的药有茵陈、栀子等，祛风的用药有防风、防己、独活等。这是对《本草》学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四）在药物的配伍使用上，以主治之药为君，辅助的药物为臣、佐使，又根据人的老少、男女、身体的虚实以及各地的生活习惯、环境的不同进行辨证论治，发展了《本草》学。
隋唐之际的著名医学家孙思邈（581—682年）。他隐于太白山，学道炼气，精于医药。著《备急千金方》三十卷、《千金翼方》三十卷。

陈家围子村坠龙事件：1944年8月，松花江南沿的扶余县陈家围子村后，数百人围观一条趴在沙滩上的黑龙。据仍然健在的目击者任殿元说，该龙长约20多公尺。这个动物外形像四脚蛇，脸形和画上的龙差不多，长着七八根又粗又硬的长须，身子的前半部份直径约一公尺多。四个爪子深深扎进沙滩里。它全身都是鳞片，形状像鳄鱼鳞。任殿元至今仍满腹疑团，那条巨型动物为什么长得那么像画上的龙？

西安真龙事件：2010年9月1日晚，不少西安市民目击到夜空中有数个光斑在按某种规律运动，形状像“龙”，这一现象大约持续了一小时。
当晚9时10分左右，西安西南天空出现8到9个白色光斑，分为三组，每组都做着圆周运动，它们“画”出的圆直径相同，运行方向相反，三组光斑的相对位置又呈“品”字形。晚9时15分左右，光斑分为两股，相向交叉而行，如同字母“X”。约5秒钟后，众多光斑汇集一处，亮度增加约一倍，随后，光斑又散开，再次重复上述运动。灰色的云层间，光斑组成的光线不停穿梭，每个光斑后仿佛还拖曳着什么。“这不就是龙嘛！”围观市民发出阵阵惊呼。
如果龙是不存在的那么为何我们在无数典籍于报道中见到了它的身影，究竟是谁隐藏了他们？既然龙是不存在的，那么为何12生肖里有11个真实的生肖。却独独要用龙这个虚物代替其中之一？既然龙是不存在的为何古籍大多提到了它，特别是《列仙传》把古人养龙乘龙的方法都告诉了我们。
既然没有，如何来这养龙，乘龙直说？是无数古代人的臆想么？如果龙真的存在，为什么要隐瞒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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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尚书?吕刑》记载，周穆王在叙述刑法的起源时说：“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这段话的意思是：蚩尤一开始作乱就祸害到了百姓，他的种种行为不仅没有对那些贪婪得像鹞鹰一样的人的嚣张气焰构成预防和打击的效果，反而使他们装出一番虔诚的奉上峰命令架势，更加疯狂的去掠夺人民的财物。所以，九黎族人不听从蚩尤的命令。在这种情形下，蚩尤制定种种严酷的刑罚来威逼九黎族人服从，并美其名曰“这就是法令。”于是，削鼻子、割耳朵、破坏人的生殖器、在人面上刺字等各种严酷的刑罚就开始滥加施行并成为制度了。从此以后，那些贪婪之徒杀人掠夺都有了华美的托词，他们说他们这样做是依法行事。这样，九黎族人才跟着他乱哄哄的干起坏事来。这一段记载给了后世读者一个印象：蚩尤是九黎族的暴君，太平盛世时期倡令作乱的凶顽之徒。如果你有兴趣再读一读其它史籍的话，或者如果你有兴趣还去读一读像《龙鱼河图》、《遁山开甲》等五行、谶纬或者志怪类如《述异记》等古代典籍的话，你会发现蚩尤的形象几乎被定格了：暴君、乱贼、贪婪凶顽之徒，一句话，这是一个绝对的反面形象。也许与“暴君、乱贼、贪婪凶顽”有关吧，在上述典籍中，蚩尤的形象又是那么怪异：“铜头铁额”、“八肱八趾”、“人身牛蹄，四目六手”、“食沙石子”。不仅如此，就连“蚩尤”这个名号也是怪怪的：《广雅释诂》：“蚩，乱也。”《方言》：“蚩，悖也。”又说尤，同由尤，是人肚子里一种虫；“蚩”、“尤”合起来意思就是一种行为悖乱的虫子，这自然是人们一句字义望“字”生义的结果。如果说《龙鱼河图》、《遁山开甲》、《述异记》等典籍是因其本身怪异而有意塑造蚩尤这样的怪异形象的话，人们望字生义而诠释蚩尤名号的意义则有明显的歧视、贬损、嘲讽等负面意义。那么，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里要说一段重复的话。我在《从史籍中看炎帝和黄帝》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司马迁采信《大戴礼记?五帝德》、《大戴礼记?帝系》的记载和观点，以黄帝为五帝之首，实际上就是以黄帝为尊，也就是以黄帝为正统，自然，举凡与黄帝所言所行所思相悖的就是非正统的，也就是非正义的了。用春秋笔法来记载和叙述非正统、非正义人物的历史，自然就要将炎帝对子氏族部落的征伐活动斥之为‘侵凌’了。”《大戴礼?用兵》把蚩尤说成是“庶人之贪者也。及利无义，不顾劂亲，以表厥身。蚩尤愍欲而无厌者也。”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意见，由此推而广之，蚩尤与黄帝有过敌对行为，而且，很有可能，终蚩尤一生，他与黄帝只有敌对，没有合作。所以，人们在评述蚩尤的种种行为及由此而来的功过是非时，也受这种意见支配，并且，较之于评述黄帝的其他曾经有过敌对关系的对象，其批评、贬斥的主观态度又更为显著。司马迁是这样，其他古代史学家也是这样。
《史记?五帝本纪》说：“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这一段话暗合了蚩尤是暴君、乱贼、贪婪凶顽之徒的形象，也似乎印证了《尚书?吕刑》的记载。但是，它给人留下的悬念实在太多了。
《史记?五帝本纪》在记载黄帝为建立统一的国家雏形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伐活动，重点记叙三场战争：降服炎帝氏族部落的阪泉之战，平服蚩尤的涿鹿之战，安定北方的北逐荤粥之战。人们不禁要问：司司马迁为什们要单单叙述这三场战争呢？
阪泉之战促成了黄帝、炎帝氏族部落联盟的产生，奠定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雏形的基础，为人类社会迎来了文明的曙光，它的意义深远，值得一记；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剑指北方少数民族，发动北逐荤粥的战争，在安定北方的同时，彰显了新兴氏族部落联盟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及影响，在坚决打击敌对势力之余，震慑了其它潜在的敌对和分离势力，其政治意义胜过军事意义，是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共同维护和巩固统一民族和国家雏形而进行的一场宣传战，意义非凡，也值得一记。那么，涿鹿之战为什么也值得一记呢？我们不妨先在史籍之外的典籍中来搜寻有关线索：
《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蚩尤作兵伐黄帝，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日魃，雨止，遂杀蚩尤。”《龙鱼河图》说在涿鹿之战的初期，黄帝“遂不敌”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在天神的帮助下才制服蚩尤。《黄帝玄女战法》说：在涿鹿之战中，“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最后在仙女的帮助下才战败蚩尤。《玄女兵法》则说：“黄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注意，这里说“九战九不胜”、“三年城不下”，以至于或交战双方都比拼神力，或黄帝一方的神灵暗中相助，这才取得胜利，无非是说蚩尤是很强大的对手，其战斗力不亚于黄帝，甚至比黄帝还要高强，因此，仗打得惨烈，赢得艰难。这是涿鹿之战值得一记的原因之一。
史籍《逸周书?尝麦解》有这样一段记载：“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皞，以临四方，司＿＿（缺两个字）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翼。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这段话的意思是从前，天下还没有安定的时候，上天降生了炎帝、黄帝两个圣人，他们降生之后，才开始定制的制度、建立章典，并按制度、章典治理天下。在这个过程中，黄帝授命炎帝分派两个官员去管理地方事宜，炎帝就让蚩尤去少昊氏的故地山东任职。可是，蚩尤却在那里兴兵作乱，驱逐炎帝，炎帝大败而逃，蚩尤一路紧追，一直追到涿鹿，并进行了更为激烈的交战。炎帝非常害怕，只好先黄帝求援，黄帝就出兵与蚩尤作战，最后，将蚩尤战败，并把战败的蚩尤杀死在冀州一个叫“绝辔之野”的地方。
这段记载可以补充司马迁上述记载的缺漏，它交代了涿鹿之战发生的原因和大致经过：蚩尤氏族部落归属了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在职务上，蚩尤是炎帝的直接下属；当炎帝奉命委派两个官员去管理地方事宜时，炎帝作出了让蚩尤一同去山东赴任的安排，而炎帝自己也在山东一带，这说明炎帝和蚩尤除职务上的上下级关系之外，可能还有其它特殊的关系，这为蚩尤到山东以后，积蓄力量，整军备武，最后，举兵驱除炎帝创造了机会；蚩尤举兵驱逐炎帝，并把炎帝打得大败，这说明蚩尤拥有一个强大而又有实力的集体，即氏族部落，而蚩尤则是这个氏族部落的首领；黄帝让炎帝派蚩尤去山东赴任，也就是让蚩尤氏族部落迁徙到山东去，对于蚩尤氏族部落来说，这是被迫背井离乡，这应该是导致蚩尤举兵逐炎帝的主要原因；涿鹿之战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蚩尤逐炎帝，后一个阶段是炎帝联合黄帝共同战胜蚩尤，在形式上是氏族部落联盟平定子氏族部落的叛乱，属于平定内乱的战争。
涿鹿之战是一场平定内乱的战争，它的发生时期很特殊，因此，意义非同一般：涿鹿之战发生在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建立之初，也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雏形形成初期，平定这样的叛乱直接关系到了这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雏形的存亡和发展。这是涿鹿之战值得一记的主要原因。
《逸周书?尝麦解》的记载也许是可信的，所以，后世有不少史学家采用了这段记载。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罗泌，他在所著的《路史?后纪四》中是这样转述的：
“炎帝参卢，是曰榆罔，居空桑。政束务乘人而斗其捖，于是诸侯携贰，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颢，以临西方、司百工。德不能御，蚩尤产乱，逐帝而居于涿鹿，顿戟一怒，并吞亡亲。黄帝，时为有熊氏，实懋圣德，诸侯利宾之。参卢大惧，设襢于熊，黄帝乃暨力，牧神皇风后，邓伯温之徒及蚩尤氏转战，执蚩尤而诛之。于是四方之侯争辩者宾祭于熊，爰代炎辉，是为黄帝，乃封参卢于路，而崇炎帝之祀于陈。”
罗泌的转述较之《逸周书?尝麦解》的记载更为详细。第一，他告诉我们，炎帝氏族部落的首领，也就是炎帝，名叫参卢，又叫榆罔，榆罔及其氏族部落原来居住在空桑。空桑是一个地名，大致在现在的鲁西豫东地区。第二，到炎帝榆罔时期，炎帝氏族部落内部处于不稳定状态，面临分崩瓦解，这说明此时的炎帝氏族部落已经衰落了。第三，就在炎帝氏族部落处在这样的困境时期，炎帝派蚩尤去镇守山东西部，并管理工匠事宜。第四，到山东后，蚩尤接受炎帝的节制，但是，炎帝却缺乏节制蚩尤的实力，于是，蚩尤乘机起兵驱逐炎帝，这说明，炎帝和蚩尤同属一个氏族部落，他们之间是一种上下级关系；蚩尤举兵驱逐炎帝，也就是争夺氏族部落的领导权。第五，在连吃败场之后，炎帝求助于黄帝，黄帝派邓伯温等人领兵战败了蚩尤。这说明此时炎帝氏族部落已经归属了黄帝氏族部落并因此组成炎黄氏族部落联盟。第六，战胜蚩尤对于巩固和壮大以黄帝为首的氏族部落联盟有着非凡的意义，黄帝的天下共主地位由此而确定。
罗泌的这一段转述很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炎帝为战胜蚩尤而归顺黄帝并与黄帝组成炎黄氏族部落联盟，我们能否由此推断炎帝和黄帝之间是先后合作后又分裂呢？这样的联想至少可以引出两个问题：其一、是涿鹿之战促成了炎黄两个氏族部落的联合吗？其二、是先有炎帝、黄帝平定蚩尤的涿鹿之战然后才有炎帝、黄帝之间的阪泉之战吗？
这两个问题的支撑点在第一个问题上，我们不妨用解读文本的方式来探讨这个问题。在罗泌的转述中有三处缺主语：“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颢，以临西方、司百工”，“德不能御，蚩尤产乱”。从文言文省略句子成分的一般特点来看，这里应该是承前省略主语，这个省略的主语是“炎帝参卢”。“政束务乘人而斗其捖，于是诸侯携贰，乃分正二卿”，这是说炎帝榆罔时期，炎帝氏族部落联盟领导层内部矛盾重重，以至于疏于对子氏族部落的有效控制和管理，这导致了子氏族部落的离心离德，由此引发了氏族部落联盟内部的动荡不安。在这样的特殊背景条件下，炎帝“乃分正二卿”，对氏族部落联盟的最高领导层进行了调整，确定了自己与蚩尤在氏族部落联盟内一正一副两个最高领导职务，与蚩尤共同管理氏族部落联盟。“命蚩尤宇于小颢，以临西方、司百工”，这是说在具体分配工作的时候，蚩尤被委任主持管理少昊氏的故地山东一带，这是炎帝氏族部落联盟的西部边境。到此为止，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印象：炎帝榆罔和蚩尤之间的争斗乃是炎帝氏族部落联盟，甚或是炎帝氏族部落的内部事务，我们不妨称其为“内讧”。“黄帝，时为有熊氏，实懋圣德，诸侯利宾之。参卢大惧，设襢于熊，黄帝乃暨力，牧神皇风后，邓伯温之徒及蚩尤氏转战，执蚩尤而诛之。”这是说作为新兴的天下共主，黄帝的实力和影响力正如日中天，不仅赢得了其它氏族部落的拥戴，而且，在走投无路的狼狈处境下，作为老牌天下共主的炎帝榆罔也不得不屈尊相求，这就促成了炎黄氏族部落联合，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共同战胜了蚩尤。如此说来，问题的答案似乎应该是这样的：涿鹿之战促成了炎黄氏族部落的联合，先有涿鹿之战，后有阪泉之战。
父，《说文》的训解是：“巨也，家长率教者。”这就是说父就是大的意思，指的是拥有对人行使统领、管教权力的人，即首领。后来，“父”的这个意义被“后”、“帝”所取代。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不妨也用解读文本的方式来看一看《逸周书?尝麦解》。“昔天之初，诞作二后”，这“二后”指的是谁？从“命赤帝分正二卿”的叙述来看，“赤帝”乃是“二后”之一，从“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来看，另一后应该是黄帝。“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皞”，这里承前省略了两个主语，前一个主语是黄帝，后一个主语是赤帝，也就是炎帝。“命赤帝分正二卿”，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黄帝授命赤帝分派、任命两个行政主管管理地方事宜，这说明在涿鹿之战前，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已经存在了。“命蚩尤宇于少皞”， 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赤帝任命蚩尤去少昊氏的故地山东赴任履职，这说明赤帝和蚩尤之间是一种上下级关系。联系下面叙述蚩尤举兵驱逐炎帝的情节来看，赤帝和蚩尤很可能属于同一个氏族部落，而且，他们是这个氏族部落的两个重要首领。所以，蚩尤逐赤帝应该是炎帝氏族部落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再读《路史?后纪四》所附的《蚩尤传》，我们更容易理解赤帝和蚩尤之间斗争的性质：
“帝榆罔立，诸侯携，胥伐虐弱，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颢，以临西方、司百工。德不能驭，蚩尤产乱，出羊水、登九淖，以伐空桑。逐帝而居于涿鹿，兴封禅，号炎帝。”
这一段话意思是：榆罔继承炎帝地位的时候，氏族部落联盟内部的子氏族部落各自为政，以强凌弱，氏族部落联盟面临瓦解。于是，炎帝榆罔选派两名得力官员区地方上管理个子氏族部落。他任命蚩尤到少昊氏的故地山东去，分派蚩尤管理西部的子氏族部落和各种工匠。但是，蚩尤的实力和影响力太大了，炎帝榆罔更本就无法驾驭蚩尤，蚩尤乘机兴兵作乱。蚩尤反出羊水、九淖，直指炎帝榆罔的大本营空桑，把炎帝榆罔驱赶到涿鹿。之后，蚩尤取代炎帝榆罔而自称炎帝，并举行了祭告天地的封禅仪式。
这一段话说得十分明确：蚩尤驱逐炎帝榆罔，目的是取而代之，自立为氏族部落的最高首领炎帝。
那么，怎样来理解《逸周书?尝麦解》和《路史》对这段史实叙述的不同之处呢？我们认为三者之间可以互为补充，《逸周书?尝麦解》着重于交代事件发生的背景，即涿鹿之战是在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形成之后发生的，所以，作者特意在叙述之后来了一段这样的评述：“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作者认为，蚩尤兴兵驱逐炎帝，这是“以甲兵释怒”，用战争说话，述说自己内心的不满。联系前后文来看，蚩尤不满的多半是炎帝分任给自己的职务和工作。作者又认为，黄帝援助炎帝平定蚩尤之乱这是顺天意，有利于稳定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内部的稳定和有序运作，所以说平定蚩尤之乱是“用大正顺天思序”。我认为，这样的评述是紧扣涿鹿之战繁盛的背景来说的。《路史》的转述则着眼于“展示细节的真实”，补充说明《逸周书?尝麦解》叙事细节方面的不足。
《蚩尤传》的上述叙述给后世留下了一段公案：蚩尤是否就是炎帝？吕思勉等前贤经过考证以后认为阪泉和涿鹿是同一个地方，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乃是在同一个地方发生的两场战争，很可能就是同一场战争中前后两个阶段中的两场大仗。以此为一个依据，吕思勉等前贤认为炎帝和蚩尤可能就是一个人。我认为不同的人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在同一个地方进行不同的战争，在同一个地方进行不同战争的未必就是同一个人。今人刘俊男老师在其《炎帝就是蚩尤》一文中，先论述炎帝不是神农，然后从十一个方面举证论述炎帝就是蚩尤的理由。我也赞同炎帝不是神农，但并不是说炎帝和神农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我认为就单纯的名称这个意义来讲，神农和炎帝是同一氏族部落前后不同时期的首领。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从《逸周书?尝麦解》和《路史》的叙述来看，蚩尤和炎帝之间应该也有一种特殊关系：很可能，炎帝榆罔和蚩尤是同一氏族部落同一时期的两个主要首领。所以，《遁甲开山图》说：“蚩尤者，炎帝之后，与少昊治西方之金。”《路史?后纪四》说：“蚩尤姜姓，炎帝后裔也。”一般认为，榆罔是神农、炎帝家族的末代首领，而蚩尤则与榆罔同时，这与《遁甲开山图》、《路史》说蚩尤是炎帝的后裔并不矛盾。从《蚩尤传》来看，蚩尤有过逐炎帝榆罔而自立为炎帝的举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蚩尤是众多的炎帝中的一个，言蚩尤冢是炎帝陵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以此断定蚩尤就是与黄帝同时代的炎帝而直言炎帝就是蚩尤，这是不恰当的。
蚩尤与炎帝同属一个氏族部落，蚩尤乃是炎帝氏族部落的后裔，其族源、出生地及早年活动地、活动范围及“牛首人身”的形象的相同乃至重叠实属正常。当炎帝氏族部落归顺黄帝氏族部落并由此组成炎黄氏族部落联盟以后，作为炎帝氏族部落的后裔及炎黄氏族部落联盟的一个中成员，从职业上来说也好，从职务上说也好，蚩尤从事于炎帝相同的工作，这也是正常的现象。当蚩尤与黄帝交恶的时候，蚩尤秉承氏族部落的传统以火攻黄帝，与黄帝以谴责炎帝氏族部落的罪状去谴责蚩尤，这也属正常现象：蚩尤不是炎帝氏族部落的吗？这些都蚩尤与炎帝相同的方面。在古籍中，蚩尤主兵，是战神，蚩尤主法主罚，德合荧惑星，即火星，所以，与火星相对应的炎帝，也体现了蚩尤的特征。但是，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到古代人帝陪天帝、人间帝王的臣佐陪人间帝王的祭祀体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作为神灵的炎帝和蚩尤在古人的表述中还是有区别的。《淮南子?天文训》说：“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这段叙述告诉我们：炎帝是天帝，在星宿上表现为太阳，人间帝王炎帝与之相配受祭，朱明是人间帝王炎帝的臣佐（一说朱明是夏季的另一种说法），与人间帝王炎帝相配受祭，在星宿上表现为荧惑星，荧惑星就是火星。这样的表述暗合炎帝与蚩尤的关系：在南方天宇的星宿，太阳和火星一主一次，与炎帝和蚩尤的一主一次的关系一样。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在叙述炎帝、黄帝、蚩尤三者之间的关系时，他的政治倾向性十分明显：以黄帝为正统，在叙事时始终以黄帝为本位和中心，故不惜使用春秋笔法。你看，言炎帝，则称其“侵陵诸侯”，言蚩尤，则称其“作乱，不用帝命”，而且是“最为暴”，特别是司马迁前面说“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后面又说，在这样的敏感时期，“轩辕乃修徳振兵”，其言外之意就是炎帝无德，炎帝失德。司马迁更本就没有以炎帝为本位来纪事。既然已经在做了这样的铺垫，司马迁为什么还要讳言黄帝啥蚩尤呢？没有必要，事实上，司马迁并没有讳言黄帝杀蚩尤，你看，他不是说黄帝“遂禽杀蚩尤”吗？既然如此，我认为，说司马迁为避免轩辕黄帝有“犯了弑君之罪”之嫌而有意识的将本为同一个人的炎帝、蚩尤分为两个人来叙述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怎样来表述炎帝和蚩尤之间的关系才比较合适呢？我觉得这个答案可以这样来写：炎帝和蚩尤是同一氏族部落同一时期的两个主要首领，蚩尤曾一度驱逐炎帝榆罔自立为炎帝，这是涿鹿之战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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